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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演变与人类文明

时间:2009-8-8 16:49:34  来源:不详
中国后,其大规模的种植,引起了生态系统的破坏。当时,南方西部山地玉米集中产区主要分布于秦岭山区、大巴山、巫山山区、武陵山区、雪峰山区及贵州高原。番薯集中产区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浙、闽、粤以及湘、鄂等丘陵地带。历史记载,清朝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陕西汉中许多县均以苞谷杂粮为种植作物,一些县则是“遍山漫谷皆苞谷矣”;贵州等地也是“苞谷宜山,故种之者较稻谷为多”。广西地区的苞谷“有早晚二种,山峒尤多”,“向惟天保县山野遍种”。湘西山地草木繁茂,“凡土司新辟者,省民率挈人居,垦山为陇,列植相望”;种植玉米,“辰州旧邑新厅,居民相率垦山为陇,争种之以代米。”在东南地区闽、浙、粤、赣等地,“所种山薯……深山之中,几于旷土,谓之山薯厂”;湖南“永州山民皆以甘薯为粮”;湖北东南山区“民仰食者十之五六”。这一时期,南方山地、丘陵大面积伐林开垦种植玉米、番薯等旱地作物,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山丘地坡度大,被开垦后,水土流失加剧,导致生态系统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演变态势。

    5.动物生态与动物资源的演变

    我国动物生态与动物资源演变的主要特征是,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人类的活动加速了野生动物生存环境和活动地区的变化,许多野生动物数量递减,有些珍稀动物明显减少,有的种群已濒临灭绝,生物多样性明显降低。

    我国生态系统类型多样,决定了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的丰富性。据调查,全国鸟类超过1 000种,兽类超过400多种。中国国土面积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7%,鸟类种数和兽类种数占世界的1O%以上。由于我国的生态系统分布是一个持续变化的动态系统,伴随着自然环境的恶化,野生动物的分布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或迁徙。如历史时期野生象群的分布,就有一个从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至长江流域地区、珠江流域地区、滇西南地区不断南迁的过程。从地质时代的第四纪以来,与中国处于同纬度的欧洲和北美都有大陆冰川覆盖,以致寒冷的气候使许多野生动物相继灭绝。然而,中国的高山冰川很少,受寒冷的影响较小,所以一些具有“活化石”之称的野生动物如大熊猫、扬子鳄等能残存到现在,从而增加了中国野生动物资源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在野生动物的分布与变迁中,比较典型地反映我国历史时期生态演变的野生动物主要是:野马、大象、犀牛、竹鼠、长臂猿等兽类和孔雀、鹦鹉等鸟类。

    马是人类最早驯化的物种。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马为人类所驯服和利用,为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野马被驯化了,野马本身却日益稀少,目前野马种群已罕见踪影。这一种群的变化,充分说明人类活动对自然界某些物种的影响之大、之烈。

    藏羚羊在自然界是一种优势物种,它们成群结队地在寂静苍茫的高原地平线上奔跳,快速而优美的跑姿,展示了它们旺盛的生命力和在雪域高原条件下的成功进化。它们能够在这片原本属于它们的土地上生活数千万年,从物种自身的角度看,难以存在濒临灭绝的危险。但是在盗猎分子大批量残杀下,藏羚羊遭受到灭顶之灾,种群数量已急剧减少。

    根据调查,从自然界每捕捉一只鸟,就有1O只鸟作为陪衬,在捕捉、贩运和饲养中死亡。因此,那种吃鸟、捕鸟、赏笼中鸟的所谓“鸟文化”,是建立在成千上万只鸟的尸骨之上,堪称对自然界的暴行和对生命的蹂躏。

    中国古代大象的分布地区较为广泛,南方、北方皆有。距今3 00O多年前,黄河中下游流域地区还有野象分布。甲骨文中有较多猎获大象的记载。殷商时期,中原一带不仅野象较多,而且还进行人工驯养,成为作战的工具。在殷墟遗址中,考古发现有象、獐、水牛、竹鼠等亚热带动物骨骼遗骸。《孟子·滕文公》记载:“周公相武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上述史实表明,夏商时期,我国野象曾经分布在华北平原北部燕山山脉至吕梁山、陕北一线。春秋时代以后,中国野象分布渐由华北地区南移到秦岭、淮河一线。这时,黄河流域地区的象群虽然少见,但仍有野象活动的记载。北周时,在兖州(今属山东)发现大象。南北朝至宋代,大象在黄河一线以南、以长江流域一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活动,屡见于史书。南北朝时,淮南“有野象数百”,“坏人室庐”。北宋初(公元962年),“有象至黄陂县(今属武汉市境内)匿林中,食民苗稼,又至安(今湖北境内)、复(今湖北境内)、襄(今湖北境内)、唐州(今河南境内)践民田”;乾德年间(公元967年),“有象自至京师(今河南境内)”;开宝年间(公元976年),“己酉,吴越王献驯象”。史实表明:宋时,长江流域一线还有不少的象群活动。至于长江流域以南地区,当时象群活动的记载很多,《宋史》记载可数的就达几十处。宋元以后,长江流域大象活动的记载至今未有发现,可见,元、明、清时大象的主要活动地区已转移到岭南、广西等地。史载:洪武年间,“广东雷州卫进象一百三十二”,“驯象卫进象。先是诏思明、太平、田州、龙州诸土官领兵会驯象卫官军往钦、廉、藤、蓠、澳等山捕象,豢养驯押,至是以进。”当时,岭南象群时常出没破坏庄稼,为此,“率兵二万驱捕”。万历年间(公元1587年),横州仍“有象出北乡,害稼”;钦州亦多象群“践踏田禾,触害百姓”。直至清乾隆年间,广西灵山一带之象,“每秋熟,辄成群出食,民甚苦之”。道光年间(公元1833年),史载“大廉山群象践民稼,逐之不去”,至当时已变为“象间有”。这一地区的大象至19世纪20年代以后已渐趋稀少,不久即难觅其踪迹。现今仅云南西南部才有残存象群分布。

    大象的分布及变迁,大体上也反映了我国同类别的热带或亚热带动物如犀牛、长臂猿等以及适宜温暖环境的动物如竹鼠、野生水牛等分布及变迁情况。尽管它们的分布及变迁在时间与空间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其南迁的方向、地域生态分布与时间变化趋势等,却是基本一致或大同小异的。

历史时期野生动物的分布及其与人类活动的关系,是构成我国古代生态系统的基本要素之一。唐代著名诗人李白所描绘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的生态自然景观或人文生态现象,可谓丰富多彩。漫长的自然界演化历程表明,物种的多样性有利于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延续,相反,物种的减少则会直接影响地域性乃至整个地球生态平衡的。

 

第二节  传统工业化进程中的生态演变

 

 

 

工业革命揭开了人类大规模开发利用化石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序幕。随着全球工业化进程加快,工业化的范围、内涵日益扩大,不同国家经济结构的变迁呈现出阶段性的演化特征。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传统的工业革命所需要的能源主要是煤、石油等化石燃料,其直接后果是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工业革命对于人类财富的积累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进步,但对于人类的生存环境却是一场灾难。也正是全球性的生态灾难警示人类社会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一、生态资源的加剧消耗

 

    英国于19世纪60年代、美国和法国于20世纪初期完成了传统工业化过程,德国于2O世纪30年代、前苏联和日本等国也于2O世纪70年代,先后完成传统工业化过程。尽管不同国家完成传统工业化的时间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都经历了能源和矿产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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