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黄土高原并不是现在这样的荒山秃岭，稀见绿意。1920年我国科学家杨仲健，赴陕西考察的结果和大量的考古资料，鄰证明黄土高原的原始植被是森林和稀树草原。《汉书》记载，安定、北地、上郡、西河民“以射猎为先”。畜牧业发达是以草原为基础，射猎野兽则必是林草繁茂之地。陕北靠近毛乌素沙漠黄土高原边缘地带，生态系统曾经非常良好。向北是辽阔的草原，南部为郁郁森林。陕南、甘南、陇南的汉江、嘉陵江及黄河上游地区，也都是林木遍地。据推算，隋唐时期陇南森林约占总面积的70％。20世纪50年代前后陇南的森林覆盖率仍然达50％左右。据甘南藏区1943年记载，凡山岭溪谷，皆系苍茫林海，沿洮河、白龙江、大夏河曾有“十八大林区”，是青藏高原森林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之一。

    《史记》记载，祁连山有松柏五木，秀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地方志记载，祁连山西段部“南山松百里”，“参天拔地如虬龙，合抱岂止数十围”。祁连山中段森林更加茂密，“在高山纵深地带，松林葱郁”，“微风飘拂，水声与松声，天籁自然，引人人胜”。祁连山东段，有关原始森林的记载不绝于史，“西大河流域，森林郁郁葱葱，万树苍劲挺拔，层林滴翠”。另外，在河西三大内陆河下游有成片的胡杨林、红柳林和梭梭林，是天然绿洲、抗击风沙的屏障。

    在历史上，新疆境内也曾生长着茂盛的森林。《史记》记载，2 000年前的塔里木河下游“多葭苇、柽树、梧桐、白草”。现在的楼兰古城遗址周围原来生长着大面积的胡杨林，至今仍能发现直径达50厘米以上的枯木，有的树干甚至要有多人才能合围。据测算，当年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至少在40％以上。塔里木盆地南缘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边缘地带，也有大片枯死的胡杨林，许多胡杨树也要多人方能合抱。叶城周围有四山，山上多松柏，“山下多桑、榆、杨、柳、桃、苹果、石榴等”，树木果实丰盈。瑞典一探险家曾记录艰辛穿越叶尔羌流域的茂密森林的经历，并称它们是真正的古森林。直到20世纪5O年代，塔里木河两岸仍然有大片胡杨林。北疆地区，森林植被更盛于南疆，延绵1000余千米，冈峦断续，森林以松柏为主，郁郁葱葱，广阔而壮观。

    青海境内的古代森林资源曾十分丰富。根据史料记载，“以柏、杨为大宗”，“绵亘数十里”，“青海王可可贝勒之地，松柏亦蕃”。如今一些红色的山冈上寸草不生，但是从人们挖掘出掩埋很久的粗大松木，可以推知这里曾经拥有山川秀美、树木成荫的自然风光。

    据有关的考古发现，距今500年以前，甘肃、陕西、山西的森林覆盖率仍然很高，有的地区高达80％。黄河下游许多地区也是如此。史载，今河南中牟、荥阳一带在原始社会至文明社会初期，生长着大片的原始森林。自夏商至周初，这里是“草木畅茂”。近、现代殷墟出土的包括大象在内的各种野生动物骨骼，和郑州商代遗址出土的木炭等，都证明了当时中原地区森林资源状况良好。历史文献也有印证，位于河南灵宝与陕西潼关之间的函谷关一带，深林密障，行人难于通过，为兵家必争之地。这里“柏林荫谷，殆不见日，荀卿谓之松柏之寨”。战国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逐渐成为森林破坏较早和较彻底的地区。自秦汉至隋唐时期，这里平原地区的大片森林基本上砍伐殆尽，剩下的多是零星散布在村落、地头的树木或次生林，很少有成片的原始森林。相对而言，这里山区的森林还存在了较长的时期，历经不同的历史阶段才被砍伐、毁灭。

    据学者们研究，黄河中游地区的森林变迁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即西周至战国、秦汉至北朝、唐至宋元和明清以来的时期。在第一个时期之初，这里原始森林基本上得以保存。到了后期，伊洛河下游、泌阳盆地、汾涑流域的平原地区，“都已基本上没有森林了”，只是泾渭流域平原边缘的“森林尚有部分遗存”。第二个时期，关中平原四周山地的森林仍然比较完好，但平原地区很难看到成片的林木存在。第三个时期，这里城乡附近的山地林木受到严重破坏，远离人群的山区的一些地方虽然还树茂林密，但边缘的森林也开始受到破坏性砍伐。第四个时期，尤其是在明代中叶以后，这一地区包括边远山区的森林也受到了严重破坏，至清末这里的森林破坏更加严重，绝大部分地区都是荒山秃岭。虽然黄河下游地区的森林变化与黄河中游地区稍有差异，但特点大体一致，只是这里山地相对较少，森林被砍伐破坏的时间更早。

    我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森林资源，自我更新能力较强，隋唐五代之前植被的破坏不明显。隋唐时，森林资源虽有减少，但山区的森林仍然相当茂盛。《全唐文》记载，江西鄱阳“有千樟之材”，浙江吴兴(三国时期的郡名)“出巨木”。丰富的森林资源为各种动物栖息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当时南方地区大象和老虎等动物数量不少。一些地方虎患事件时有发生，如何捕杀老虎的历史记载也较多。唐玄宗时，曾专门派钦差去江南传授捕虎法。明代以后，森林资源数量递减，许多动物“多出东、西粤”，并且“养之不甚驯，亦不能久存”。这一记载表明，一些物种栖息地已遭到破坏，生态状况日趋恶化。当然，我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森林破坏的时间，较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要晚，其破坏程度也相对较轻。

     4.地理生态与土地资源的演变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古国。上下几千年，正是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在广袤的土地上辛勤耕种，哺育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土地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我国人民自古以来就珍视土地，把土地的重要性与国富民强紧密联系在一起。

    我国土地资源演变的主要特征是：一方面，农业文明和农牧业的发展开垦了大量耕地，耕地资源日益扩大；另一方面，自然和人为的因素又造成水土流失，在一些生态脆弱的地区出现了日益严重的沙化、荒漠化，但同时也给下游地区冲积形成了土壤肥沃的三角洲。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人与土地的关系。历史上我国人口不断增加，至1949年猛增至5亿多，到20世纪末接近13亿。这么多人口要靠农业和畜牧业养活，而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都要占用土地，因此就发生了农作物与天然植被相互争占土地的矛盾。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需要利用大量的自然资源，过度扩张必然造成天然植被的严重破坏，导致土地生态与环境的恶化。

    林地、草地转化为耕地，并长期种植同一种农作物；采伐量长期大于林木的自然生长量，是导致土地生态恶化的两种主要形式。这两种不合理的生产方式，在我国延续了几千年，结果把许多林地草地变成了濯濯童山，甚至荒山秃岭，导致林地草地失去或降低了保持水土、涵养水源、优化环境等方面的功能，以致影响到了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文化传统。原始植被的大量减少、土地重用轻养轻维护，是我国土地生态从总体平衡到渐趋失衡，出现并加剧生态恶化趋势的根本原因。

    战国中期之后，我国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因农业的发展破坏了天然森林和草原，出现了“宋无长木”的情况。当时，这里“地小人众”，甚至少数地方开始出现缺乏薪柴的现象。《管子》记载：“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岗，若在陬、陵之阳，其左其右，宜彼群木；桐、柞、扶、檀及彼白梓、其梅、其杏、其桃、其李，秀生茎起；其棘、其棠、其槐、其杨、其榆、其桑、其杞、其柿，群木数大，条直以长……是谓沃土。其阴则生之楂、藜，其阳则树之五麻。”这是说，在春秋战国时中原一带的“沃土”上，有多种人工再生林及次生植被。《史记》也记载：当时这里已“膏壤千里，宜桑麻”。这一时期，除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外，其他地区仍以原生植被覆盖为主。

    秦汉以后，中原及其周边地区的栽培植被分布越来越多。当时的栽培植物品种在北方主要有粟、麦、枣、槐、桑、榆、柳等。在南方主要有稻、麻、桃、李、茶、桑、杨、柳等。其中，农作物栽培的品种如粟、麦、稻等所占面积较多，范围较广，然而，相比较而言，这些栽培的农作物有时远不如原生植被所具有的生态保护功能。而且土地在耕作或抛荒之际，都会给生态平衡带来不同程度的不良影响。

    唐宋之际，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除山区外，其原生植被分布越来越少；长江中下游流域地区与成都平原及岭南部分地区的栽培植被分布越来越多。尤其是在宋代，随着大量北方人口南迁，把北方旱地农作物品种——小麦及其生产技术带到了南方，使南方各地人口迅速增加，并导致开垦面积种植的扩大。当平原水田面积的承载力不能满足需要时，人们自然把目光转向了丘陵、山地。小麦的种植恰好对水源条件要求较低，当小麦在南方大面积种植逐渐满足了人们对粮食的需求时，许多一直被原生植被覆盖的丘陵、岗阜、山岭等却变成了光山秃岭，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南方良好的生态系统。

    明清时期，随着人口增加、耕地面积的扩大，自然生态受到严重破坏。当时，土地扩展的主要途径是砍伐森林、开垦山地。尤其是旱地高产作物番薯与玉米传人中国，为满足人口对食物的需求，大量山丘地被开垦，使不少区域的生态系统遭到了灭顶之灾。我国一些学者指出：明代时玉米由西北、番薯自东南分别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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