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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丝绸文化》导论

时间:2009-8-8 16:49:34  来源:不详
文帝曹丕惊讶于“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似”;山谦之《丹阳记》说:“江东历代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道。”新疆吐鲁番出土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丝绸实物就不乏蜀锦①,从中可以看出成都织锦业对丝绸之路的繁荣作出的贡献。宋代设茶马司,蜀锦又被选作换取北方少数民族马匹的重要物资之一,并且经水路远销到了广州西南的钦州。
   明清时期,长江丝绸遍布国内南北各地市场。明万历时杭州人张瀚曾说:“余尝总览市利,大都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纻,而三吴为最。”而南京“三服之官,内给尚方,衣履天下南北商贾争赴”;杭州“桑麻遍野,茧丝绵苎之所出,四方咸取给焉。虽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缯币者,必走浙之东也”②。典型地反映了江南地区丝绸贸易的盛况。清代江南丝绸行销范围更广,国内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有江南丝绸在闪光。乾隆时人杭世骏说,“吾杭饶蚕绩之利,织红工巧,转而之燕,之齐,之秦、晋,之楚、蜀、滇、黔、闽、粤,衣被几遍天下,而尤以吴阊为绣市”③。这是说杭州绸缎畅销全国各地。南京绸缎之销路则是“北趋京师;东北并高句丽、辽沈;西北走晋绛,逾大河,上秦雍、甘凉,抵巴蜀;西南之滇黔;南越五岭、湖湘、豫章、两浙、七闽;沂淮泗,道汝洛”④。这个时期,长江流域与其他地区丝绸文化交流,形成了与以前完全不同的格局。其他地区的丝织物也多以长江流域出产的蚕丝为原料,如潞绸取丝蜀地,粤缎、漳纱取丝江南。清中后期,全国各地推广蚕桑丝绸生产,所需桑株、工匠大多靠江南输送。因此,可以说长江流域为其他地区输出了精美的丝绸和高超的技术。长江流域丝绸文化的重要历史地位在全国丝绸文化的交流中凸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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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武敏:《吐鲁番出土蜀锦的研究》,《文物》,1984年第6期;李英华:《中国古代织绣艺术》第50~52页,[台湾]南天书局,1997年;《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6·印染织绣(上)有关部分。
    ②张瀚:《松窗梦语》卷4《商贾纪》。
    ③杭世骏:《吴阊钱江会馆记》,《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1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④同治《上江两县志》卷7《食货》。
 
  (二)长江丝绸的对外交流
  前苏联西伯利亚巴泽雷克五号墓出土了一批约当中国战国时期的丝绸文物①,其中的刺绣褥面,面料为平纹绢,用辫子股绣针法绣出花草、凤鸟等图案。其花纹风格和刺绣技法同我国湖北、湖南战国楚墓出土的刺绣品竟然完全相同,是典型的中国物品。这些物品怎样传人西伯利亚是个值得研究的有趣的问题,有人认为它有可能是楚国、郑国或其他国的商人带到北方去的②,说明长江丝绸同域外的交流很早就已开始了。
    有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四世纪我国丝绸就已传人印度。公元前四世纪孔雀王朝月护大王(Candragupta)的大臣考底利耶(Kautilya)著的《Artha—sastra》(《政事论》或译为《治国安邦术》)中有一句话:“Kausegam cinapattasca cinabhumijah”,据季羡林先生解释,cinapatta是两个字组成的,一个是cina,就是“脂那”或“支那”,即中国;另一个是patta,意思是“带”或“条”。两个字合起来就是“中国的丝”③。此时通往印度的可能还是陆路。得地利之便长江丝绸在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早期丝绸交往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西方人知道中国有丝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但中国丝大量输入西方各国则是从秦汉时期开始的。英人斯坦因根据我国西北丝路故道上发现的资料得出结论说:“中国(秦汉时代)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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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俄]鲁金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②熊传新:《楚国的丝绸业》,《江汉论坛》,1982年第8期。
   ③季羡林:《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历史研究》,1955年第4期。
 
中为使臣携至西方者,以细丝为著。自是以后,希腊和罗马文化所被之都市,皆知丝之西利丝(即赛里斯)人(Silk wearing Series)之名。西利丝者,即古罗马语对中国人之称呼也。其后数世纪间,西方丝业皆为中国所专利。”①
   秦汉至隋唐时期是我国全方位文化交通的时期。在中华文化蓬勃上升的阶段,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也使我国从东、南、西三个方向与外部世界展开了多方面、多层次广泛的物质文化交流。
    据《西汉会要·蕃夷中》,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大夏时见到“蜀布”、“印竹杖”,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蜀贾活动地区达于夜郎、波斯、印度等地,所贩蜀地特产亦当有丝织品。秦汉时期,巴蜀丝绸传往西方的陆上途径可能有南北两条,汉代及以后蜀锦大多是通过西北著名丝绸之路输往西方的。唐代窦师纶广泛吸取了中亚、西亚丝绸纹样的题材、风格和表现手法,创设“陵阳公样”,“陵阳公样”行世以后,对中国的丝绸纹样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唐代丝绸纹样的主流形式。南朝至唐代益州、扬州等地还专产番客袍锦供朝廷作为赠送大食(阿拉伯帝国)、波斯等国商人的礼品②。据《唐六典》、《通典》记,扬州每年要织造蕃客袍锦250件,成都每年织造200件。当时的扬州城内居住着许多来自大食、波斯的商人,是除京城长安外容留外商最多的城市。
海上丝绸之路也在汉代陆续开通。《汉书·地理志》记载了汉武帝时的一次远洋航行:航船自我国今雷州半岛的徐闻和广西的合浦出发,沿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海岸线西行,穿过马来半岛后进入孟加拉湾,最后登上了印度的黄友国(今康契普腊姆)。这次航行随船携带了大批黄金和丝绸,是中国丝绸从海路传人今日东南亚一带国家的明确记录。这条最初是因丝绸贸易而开拓的航路,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南海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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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
  ②《册府元龟》卷63《帝王部·发号令二》:“锦袍宜令益州每年粗、细织十五领送纳,以供赐诸番首领。”
 
    值得一提的,是长江下游江南丝绸与日本等国的交流和贸易。据日人内田星美《日本纺织技术史》①所说,我国秦代江浙一带有兄弟二人东渡黄海至日本,向日本人民传播养蚕、织绸和制衣方法。日本传统的服装“吴服”,系用三国时杭州输入的丝绸和方法制作的,今日日本吴服店的名称即起源于此。大约也在此时丝绸提花和刻板印花技术从江南传人日本。
    两晋、南北朝时期(约当日本雄略时代),屡有日本使者来我国江南进行丝绸贸易。江南织工吴织、汉织和衣缝兄媛、弟媛等去日本传授种桑养蚕和织绸制衣技术。《日本书记》“雄略记”:“八年(公元464年)二月,遣身狭村主青、桧隈民使博德使于吴国,……十四年(公元470年)正月戊寅,身狭村主青等,共吴国使,将吴所献手末才伎汉织、吴织及衣缝兄媛、弟媛等,泊于住吉津。……三月,命臣连迎吴使,即安置吴人于桧隈野,因名吴原,以衣缝兄媛奉大三轮神,以弟媛为汉衣缝部也。汉织、吴织、衣缝,是飞鸟衣缝部,伊势衣缝之先也。”②
    据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公元6世纪,伊朗两名使者来中国学习丝绸技术,并带去蚕种:“两个波斯僧人在中国居住多年。大概是在南京,……他们除了进行宗教事务之外,很注意中国的服装和育蚕的方法,……将蚕子置于竹杖之中,偷运到拜占廷。”③
隋唐时代,中国丝绸特别是江浙一带丝绸更是源源不断地输往日本,杜少陵《昔游》诗句“吴门持粟帛,汎海凌蓬莱”便是当时江南丝绸东渡日本的真实写照。日本僧侣还在浙江得到许多珍贵的绫、锦,带回日本作为生产的样板,这对日本丝织品的改良起着积极的作用。日本的正仓院是我国唐代丝绸在日本的终点,正仓院、法隆寺等都藏有我国江南的许多绫、锦以及四川蜀锦的珍贵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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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地人书馆,1960年。
   ②[日]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第31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
   ③引自蒋猷龙、蒋琳娜:《世界蚕丝科技大事记注释》,《农业考古》,1990年第2期。
 
    宋以后,陆上丝绸之路逐渐为海上丝绸之路所代替,只有向北经辽东半岛输往朝鲜的一条陆路通道还保持畅通。宋太宗立国之初,就派遣使者带了丝绸等物前往东南亚各国。自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到政和六年(公元978—1116年),“日宋间商船的往来。分外频繁,几乎年年不绝,有的宋商甚至数次往来于两国间”①。南宋在两浙设立市舶司,管理对日贸易事务。江南出产的锦、绫、绢、罗等源源输往日本。元代官方海外贸易发达,东南亚各国“每岁望唐舶贩其地”,中国商人将苏杭色缎、青缎与青白瓷器等商品载往其地,海外商人也来江南购买丝绸,故有“蚕乡丝熟海商来”的说法。
    明清时期,我国江南丝绸通过海路行销日本、南亚、东南亚各国,甚至通过菲律宾马尼拉中转远销美洲、欧洲,通过北方的陆路输向俄国。贸易的范围和数量大大增加,在中国对外出口商品中长期占有重要地位,直到19世纪末,丝绸与茶叶始终是中国对外出口的最大宗商品,直到1908年,以江南为主体的中国丝绸的出口始终居于世界丝绸出口国的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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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日]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第243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
 
自明后期开始,因丝绸热而导致的世界范围内的江南丝绸贸易,给参与国各方带来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巨大变化。西班牙属地美洲各国,奢侈成风,贵族往往以穿中国丝绸为荣,中国产的丝织品价格又相对便宜得多,其“精致美观,遍销全境,以致墨西哥除中国丝织品外,不复消费其他丝织品”①,将西班牙丝织品从美洲市场上排挤出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南美各国人民是通过江南丝绸来认识中国的。中国向西属美洲出口丝绸,而换回白银,形成丝绸和银元的对流。在这种历史上很少见的银货单向流动的中国与西属美洲的贸易中,在1565~1820年间,大约有3亿左右白银流向了中国。中国对日本的贸易也以丝绸为最大宗商品,而输回的也是金、银硬通货及铜。据长崎官方报告,仅自1648年到1704年的60年中,从日本流出的黄金约达近240万两,白银达374000余贯,从1662年到1708年的46年中,铜流出多达1亿1千万两。成亿两的美洲银元、百万两的日本金银输入,也给中国人带来了巨大变化,江南经济长期繁荣,物价持续上升,以致有人认为引起了一场价格革命。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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