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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丝绸文化》导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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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9:3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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濯锦(江)。”出现蜀锦的时期，正是丝织生产开始崛起的时期。唐宋时期，四川的时令性蚕市发育，据宋代的史料记载，这是一种以蚕具交易为主的集市，盛行于巴蜀一带。唐诗“蚕市归农醉”和“蚕市异乡人”等句，都反映了蚕市交易的繁忙景象，也反映了四川一带丝织业的兴盛。
云锦：云锦形成于元代，其源可追溯到南朝。南朝前南京无锦，据山谦之《丹阳记》，刘裕灭后秦，迁其百工于建康成立锦署，结束了江南历代不产锦的历史，以后锦署遂成为南朝各代官府丝织手工业的常设机构，织锦技艺渐进，至明清大兴，并形成显著的自身特点：用料考究，织制精细，大量用金、银丝线装饰织物花纹，织出的花纹瑰丽如云，产生金碧辉煌、绚丽多彩、高贵典雅的艺术效果，也由此使南京云锦日益脱离服饰方面的实用价值而厕身名贵艺术品的行列。“烂如云锦天机织”，云霞般绚烂瑰丽的云锦，其代表品种库缎(又称摹本缎)、库锦(又称库金、织金)、妆花等等，长期引领风骚，至今仍然享誉国内外。
虽然南京在南朝以前不产锦，但早在三国时丝织业就已有良好的基础。孙吴定都建业(今江苏南京)，有官营织造机构“织络”。据《拾遗记》，孙权的夫人赵氏就是一位织作的行家里手，她“织纤罗縠，……裁之为幔，内外视之，飘飘如烟气轻动”，为臣僚、百姓之表率。上层人士衣丝之风盛行，由是民间竞相追求丝织品的生产。从唐代起，丝织生产遍于长江下游地区，因此南京云锦的出现和成熟就成为情理中的事情了。
宋锦：产于苏州，始于北宋末年。所谓宋锦，即是宋式锦。朱启钤《丝绣笔记》引褚人获《坚瓠集》：“秘锦向以宋织为上。泰兴季先生，家藏淳化阁帖十帙，每帙悉以宋锦装其前后，锦之花纹二十种，各不相犯。先生殁后，家渐中落，欲货此帖，索价颇昂，遂无受者。独有一人以厚赀得之，则揭取其锦二十片，货于吴中机坊为样，竟获重利。……今锦纹愈奇，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矣。”一般把泰兴宋裱织锦作为宋锦之源，至清代，宋锦更在吸取宋代花纹图案的基础上，采用清式组织，有了较大创新，并成为苏州织锦的统称。近代以来，宋锦主要用于装裱书画用。
长江下游的三角洲地带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蚕桑丝织遗迹、遗物发现较为集中的地区。至唐代晚期，下游江南蚕桑丝织生产大兴，晚唐诗人多留有歌咏江南蚕桑、丝织的诗歌，如江南名士陆龟蒙赞美太湖洞庭山乡村的田园风光，有“桑柘含疏烟”、“处处倚蚕箔”等名句，皮日休“阴稀余桑间”、“停缫或焙茗”和“茧稀初上簇……尽日留蚕母”句，描述了晚唐苏州养蚕缫丝的盛况，从中我们可以想见包括苏州在内的江南地区蚕桑丝织生产的昌盛。唐代蚕桑丝织生产已成为江南民间经济所依赖的重要产业，宋代江南地区成为我国蚕桑丝织业的中心之一，明清更是全国蚕桑丝织生产最盛的地区。这里就是宋锦诞生的地方。
三大名锦之外，产于杭州的杭锦，产于湖北江陵的荆锦缎，产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苗锦、傣锦、侗锦和土家锦等，也都有着较长的历史。明清以来，在我国出现的许多以产地命名的著名丝绸品种中，还有南京的“宁绸”、杭州的“杭纳”、镇江的“江绸”、湖州的“湖绉”、四川的“川大绸”，它们在中国丝绸史上都具有显著地位。这些丝绸名品产生的地方，也都是我国丝织业一向发达的地区。
中国的四大名绣，长江流域有其三：苏绣、蜀绣、湘绣。刺绣的生产与丝绸的发展相表里，它们相互依存，共同发展，长江流域三大名绣出产的地区同三大名锦和长江丝绸生产发达的地区也是一致的。
苏绣：苏绣盛名最早。远在宋锦出现以前的战国时期，吴中刺绣就已大量用于服饰。刘向《说苑》：“晋平公使叔向聘吴，吴人饰舟送之，左百人，右百人，有绣衣而豹裘者，有锦衣而狐裘者，归以告平公。平公曰：吴其亡乎。”当时刺绣还十分珍稀，但地处长江下游的吴国的刺绣比处于黄河流域的晋国发达，以致晋平公大惊小怪地把绣衣、锦衣和狐裘看作是亡国之兆。苏绣至唐宋时期已具有一定的生产规模。五代时期的刺绣实物在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多有发现①，如一件绣品的纹样以四朵莲花组成菱形图案，左右花头相对，上下侧向的花头相对，枝叶陪衬，分布于上下左右，构图大方，看上去极具立体感，好似随风飘动，显示出较高的刺绣技艺。
蜀绣：蜀绣又名川绣，与蜀锦产地相同。晋常璩《华阳国志》中对蜀地刺绣已有记载，并称蜀绣有“蜀中之宝”的美誉。南朝以后，蜀绣大兴，并以其选料讲究、针法严谨、片线光亮、针脚平齐、色彩明快等特点著称于世。蜀绣的出现，自然与历史上四川成都一带丝织业的发达是分不开的。
湘绣：过去一般认为，发源于湖南长沙具有独特风格的刺绣体系——湘绣，创始于清代末年，在我国四大名绣中出现最晚。但湖南长沙郊区的战国楚墓中已有刺绣品发现，与湖南同属楚文化腹地的湖北江陵九店、荆门等地出土楚国刺绣品更为丰富，从刺绣纹样、针法等来看，它们明显同属一个体系。1972年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又一次出土刺绣品40件，据出土“遣策”的记载，主要有信期绣、长寿绣、乘云绣三种(三种绣品的纹样均以变体云纹为主体)，都体现出很高的刺绣技艺。现在看来，在探讨湘绣之源时，这些都是无法回避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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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能馥主编：《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6·印染织绣(上)163～166号，文物出版社，1985年。
除了这三大名绣，长江流域历史上还有许多著名的民间和地方刺绣。如唐代宣州的妙女和永州(治今湖南零陵)的马雷五都是见诸记载的民间刺绣高手的代表。《女红传征略·刺绣第三·崔氏婢妙女》记，妙女“绣做巧妙，疾倍常时”；《柳宗元集》卷13《马室女雷五墓志》说，马雷五“凡事丝纩纹绣，不类人所为者”，刺绣技巧鬼斧神工，令柳宗元“睹之甚骇”。长江中下游地区历史上还有湖北的汉绣、浙江杭州的杭绣、温州的瓯绣等等，都是非常著名的刺绣品种，其出产地也是历史上丝织业兴盛的地区。
由此可见，刺绣的生产与丝绸的发展相表里，刺绣花纹以丝织品为载体，或者说刺绣是丝绸文化的进一步延伸。从刺绣同丝绸的关系来看，谈丝绸文化是无法避开刺绣的，就像“织绣”成了大家常用的固定词一样。但长江刺绣文化的内容实在太丰富了，各地刺绣针法多样，刺绣花纹多姿多彩，极具浪漫情调、美好寓意或神秘色彩，它与丝绸同等重要。我们认为，如果把产生我国三大名绣的长江流域的刺绣放在一部地区丝绸文化的专著中附带去谈，是很难谈透的，这样做不但不能准确体现长江刺绣应有的地位，反而会大大降低其地位，因此还不如不谈的好。同时。织与绣毕竟还不是同一个概念，不但生产技术、表现形式有着根本的区别，而且它们在国计民生、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也大不一样。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把本书的重点确定为与丝织品生产直接相关的蚕桑、织造、印染、色彩和花纹图案等方面，长江刺绣留待有志者另做专门的研究，可能更好些。也就是说，正是由于长江刺绣文化的丰富多彩和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令我们无法将其杂糅于长江丝绸文化中附带论述。
综上所述，三大名锦、三大名绣是长江丝绸文化的突出代表。我们由此可以获得以下认识：一个品牌的形成，必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如果不以丝绸生产的普遍和发达为基础，要想冒出一个响亮的品种几乎是不可能的。普及与提高共进，这使我们更加认识到长江丝绸历史在我国乃至世界丝绸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四
同经济中心南移的观点相一致，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中国丝绸生产的发展也有一个中心南移的过程，即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下游的江南一带。多数学者认为，这个转移的过程结束于宋代，也就是说，到宋代，中国蚕桑丝织的中心从北方转移到了江南。但我们认为这种认识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提法也是不科学的。
江南丝绸有其自身发展的历史。江南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蚕丝信息和丝织、麻织实物发现较集中的地方，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蚕纹盅形器和原始纺织工具、湖州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绢片、丝带和丝绳一直是研究我国蚕桑丝织起源的不可忽视的材料，江南连同保存比较系统的嫘祖传说的四川一带被认为是我国目前可以确定的蚕桑丝织业的两大起源中心①。但自新石器时代后，长江下游江南之地似乎沉寂了很长的时间，《后汉书·朱儁传》所说会稽上虞人朱儁的母亲“尝贩缯为业”，并有相当的经营规模，这是魏晋以前江南有关丝绸方面的为数不多的材料。大量丝织物在民间市场流通，证明汉代农村家庭丝织的生产形势，不过这时尚无见诸记载的丝绸名品。自孙吴开始，文献中有关江南蚕桑丝织的记载也明显增多。所以，至少我们不能简单地说魏晋以前江南的丝绸生产还十分落后。这是江南地区蚕桑丝织业向前发展的基础。没有当地深厚的基础，江南的丝绸生产能得到持续的发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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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段渝：《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第331～332页，学林出版社，1999年。
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是江南蚕桑丝织发展的重要时期，这期间黄河流域有两次较大规模的人口南迁：一次是西晋永嘉年间(公元306~312年)到南朝宋，晋室南渡，北方大批士庶流寓江南；一次是唐中期受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的影响，北方人口大量涌向长江流域的四川、两湖和江南，江南成为全国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人口向江南的集中为江南发展经济提供了人力资源，对江南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作用，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过去的研究认为，人口的大量南迁带来了南方经济的大发展，我国经济中心因此由北方向南方转移。但这种认识没有看到大量迁入的人口可能给江南地区增强的负担，没有想到，南下的北人，他们过去所熟悉的技能如何适应了南方的生产，譬如农业，北方的旱作技术能够推动南方稻作为主的生产出现大的发展吗?江南之所以成为北方动乱和灾荒年月人口的迁入地，是因为当时江南社会安定，经济发达，有很强的承载能力。我们可以大胆地假定，即使没有其他外来的因素，江南经济也一定能够飞快地发展。蚕桑丝织业的情况又何尝不是如此!所以，宋代江南丝绸生产的发展和中心的形成，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中心转移的说法极易让人产生一种误解，即江南丝绸中心是黄河流域移来的，这当然是不科学的。
同经济的发展一样，丝绸生产也有其自身的兴衰史。魏晋以来黄河流域政局不稳，虽保持丝绸中心的地位，但发展速度相对较慢。长江流域较为安定，中央政府赋税倚重江南，给江南丝绸生产的发展带来机遇，蚕桑丝织业发展较快。这仍然离不开其深厚的经济、文化基础。江南丝绸在全国的优势是丝织业发展的必然结果，与江南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也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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