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春秋乱世的大思想家孔子，将前人的敬德思想、礼治之道及其内涵的“允执其中”优化方法论，发扬光大成为以“仁学”为核心的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道德济世大全体系。孔子在编篡和教授《尚书》中，对于由治生乱的无奈，必定有过深刻的思考。他在鲁国的政治改革失败後，痛切体认鲁国君臣都失掉了本分，没有一种矫正机制的恶果，想在卫国展开一项从“正名”着手，防范权力越位危险的政治试验。其实卫国权贵邀请孔子访卫，沽名钓誉而已。如所周知，孔子在卫未能有所作为。 

“正名”之说突显了“礼”的制衡意义，特别突显了对上，亦即对权力阶层制衡的理论依据。真正落实“正名”任务，唯有建立、健全“权力制衡”体制。 

儒家“正名”说的“尊尊”观以为，“忠君尊王”当以明君贤王为条件，君主失道应受批评，匡正，犯大过而不知纳谏，就该予废黜，换人取而代之。亚圣孟子当面向齐宣王指出：“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是时孟轲主张由君亲贵卿产生取代人选）。听者为之“勃然变乎色”也。至于对付极端无道暴君，《周易》有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孟子在同齐宣王对谈时，王问“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轲答曰“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惠王章句下》）就是说，不得已而革无道暴君的命，顺天应人，正当合理也。 

《尚书》时代统治集团欲求长治久安，避免覆亡厄运而不可得。此时孔孟之道提供了一条思路，一种朝向“权力制衡”演进的选择，那就是贯彻“正名”说的“尊尊”观，不容许违背仁政德治原则的君王沿着绝对腐化的不归路把国家民族带进灾难的深渊，要加以监督、限制，直至罢免“易位”的主张。这个由监督、限制，以至“易位”的“尊尊”保障体系，显然绝非君主的自觉自律举措而已，特别是“易位”程序，意味着必要形成某种可以向最高统治者说“不”，而且说了一定算数的机制，方才行得通。这不意味着破解文武周公的绝对权力死棋格局，补上 “万宝全书”至关紧要的那个缺角－－“权力制衡”一章吗？ 

可见真版孔孟之道的礼治思想本质上不仅不支持绝对权力，而且提供了超越《尚书》时代历史局限性，萌发“权力制衡”机制的进步契机；如果同儒家的“君贱民贵”思想配套渐进，这不就是由“权力制衡”通向民主政治的光明之路吗？可是儒家还没有来得及找到一个试点的机会，却在暴秦一统天下之後惨遭赶尽杀绝的毁灭性打击。 

周以前的中国，以崇天信仰为主的朴素宗教情怀，虽不免被君主用来支持政权合法性，但专制王权还没有垄断意识形态，还有容许自由研讨的雅量，遂有问天、疑天、诅天，以至“天意等同民心”等进步的甚至“犯上”的观念发生。许多政治家，官方和民间学者，为了求解治世之道，走了无数弯路，却不乏思想自由驰骋的广阔天地，可以实心实意，诚心诚意地做学问，特别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鼎盛之际，是大可以碰撞出一些真理火花的，这就是“不可毁也”的孔孟之道脱颖而出的社会背景吧。 

周以後，暴秦要中国人停止思想，成全万世霸业，结果以速亡告终。随後绝顶聪明的汉家皇帝以“独尊儒术”名义，把儒家学说捧上了天，实则借夫子令名，偷梁换柱，精心篡改，重新塑造为一种“唯上”超级愚民工具，一种非常有利专制君主体制超稳定永世其昌的“政教合一”型社会控制论；特别是宋明理学以非我其谁的“後儒”自居，倡“尽天理，灭人欲”邪说，变本加厉强化控制中华精神生活以来，此儒非那儒，已然彻底背离真版孔子学说本义，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借近世中国社会惯用的一句政治术语，就叫做“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伟大表演（Great Performance）了。 

巍巍峨峨，“为山九仞，功亏一篑”。中国陷入了一个用伪造真理强行愚化人心，靠自欺欺人打发日子的漫漫长夜般精神黑暗时期。封建专制统治者彻底歪曲道德的本义，为自己建立了尽可肆无忌惮，永享绝对权力不受挑战的虚构政权合法性；根本铲除了萌发大逆不道的“犯上”思想的环境土壤条件。中国政治因此与“权力制衡”形同陌路，断了因缘。每一个专制王朝吸够民脂民膏後，总是在千百万人民陪葬下烟飞灰灭，治乱循环周而复始，改朝换代怪圈因循往复，不进则退而无从自拔。中国历史这部宏大交响乐，既配不上“权力制衡”这条关键旋律，何来圣人期许的“金声玉振”调谐之美？当然压根儿不会有什么奉天承运永世其昌这回事。 

《尚书》生动地记录了中国早期政治家在无制衡条件下竭力克服权力腐化的努力及其失败的无奈。他们忧心忡忡，谆谆教诲，殚精竭虑，千方百计，战战兢兢，跃然纸上，至今令人动容。後世历朝有见识的政治家们为此绞尽脑汁。可是他们从未触及“权力制衡”这个领域的边，总是自我陶醉地以为高扬道德伦理，统治者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监督自己，就能达到目的。他们一代又一代，匍匐在绝对权力脚下，为药石网效的“吏治”腐败毒疮隔靴抓痒，不得要领，一直不承认这是不可能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只好在历史的无情嘲笑面前，指望天降“圣人明君”；但是 “圣人明君” 只要也是具有七情六欲的大活人，腐化铁律永远不会失效。 

君不见一部二十四史，何尝不是“相砍书”？史家讴歌不已的所谓治世，不过是可怜巴巴不成气候的零星点缀，且不论人必亡，政必息，看看数一数二的明君汉武唐宗後期表现那种糟糕德性，开元之治迎来天宝大乱，难道还能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吗？ 

後《尚书》时代，即东周以後的中国历史，虽有汉唐一时之盛，清初大规模扩充疆域等兴旺气象，但整个中国特色政治文明领域，原已成了一个“指鹿为马”“被服儒雅，行若狗彘”，虚情假意铺天盖地的大戏台，就社会发展进步意义而论，不妨用近代革命家孙中山先生的话一言蔽之：“中国由草莽初开之世以至於今，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周以前为一进步时期，周以後为一退步时期。”（《建国方略》）言简意赅之至，不啻春秋笔法。 

如果把人类世界看作一个天字号发展实验场，西欧基督教文化区作为对照组，在周武王以後一千多年渐次形成的一批蛮族（Barbarian）国家，后来居上，率先走上了民主进步，繁荣发达的现代化光明大道。东方不亮西方亮，蹊跷秘密究竟何在？ 

换言之，从《尚书》上古时期到晚近现世，中国较之西欧和後来的北美，在政治文明大范畴中，究竟犯了什么不赦天条，以致失去了那《周书》时期使得孔子赞叹不已的上升势头，一蹶不振，找不着北？ 

掩卷寻思，那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却在灯火阑珊处一边消停，可不就是“权力制衡”四个大字吗？ 

统观世界历史，封建王权国家如果不存在某种形式的“权力制衡”功能，那领导一切的绝对权力可以把领悟、善愿、决心、戒律，以至巨细无遗的法规制度，包括看去强大严密的自我监督官僚系统，一概踩在脚下，视同粪土，就不会有突破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化铁律的机会。这样的国家一个个越过了自己辉煌的顶峰，宿命地衰落了，灭绝了，绝无例外切中了当年商王太甲的传世谶语：“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 《尚书．太甲中》 

千万不要低估西欧中世纪“凡圣两立”社会“双城记”式（罗马教会为代表的“上帝之城”和王权国家为代表的“世俗之城”）那种不伦不类，不期而至，充斥丑恶表演的“权力制衡”关系的伟大历史功勋。就是这种世界史上几乎绝无仅有的制衡格局，得天独厚防止了一大批新兴国家王权绝对化，并在自命“永无谬误”的罗马教庭随着权势膨胀腐败不堪，陷欧陆于精神黑暗时期之际，能够酝酿催生“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样拨乱反正，重开新猷的伟大转折。 

如果说欧洲西部基督教地区形成神权与王权互相制衡的局面出于谁也想不到的历史偶然性，那么英国世俗政权首先建立互相可以说“不”的“权力制衡”机制，就是万物之灵由自发到自觉，实现自我超越的非凡成就。深受“宗教改革”正面影响的英国，在十七世纪末首先实行具有共和性质的宪政制度。当时拥有选举权的主要是少数贵族和有钱缴税的上层阶层，还说不上什么民主，但有了分权制衡制度。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为弘扬当时以新教伦理为代表的先进“心态文化”提供了广阔空间，促成了人类灵性创造性思维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空前有利社会环境。 

英国由一个后进蕞尔岛国，取代海上霸主西班牙，迅速晋身世界先进前列，作为君主立宪先驱和工业革命策源地，带头开创政治民主化改革和科学技术进步新纪元，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年稳居世界第一超强，决非历史的偶然。英国君主和各界志士仁人当年带头发展形成“权力制衡”体系跨出的一小步，其实是英国和整个人类历史开始突飞猛进的了不起的一大步。 

青出于蓝的美国，在1787年通过了第一部宪法，“权力制衡”是它的重点。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宪法中规定的防范暴政的钳制办法和制约办法比人类迄今为止所制订的任何体制都多，而且按其性质来说，也更难逾越，这至少是这部拟议中的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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