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在《中华读书报》上看到王彬彬先生的大作《我们是否配谈读经》（2004年9月8日）。如果只从文章标题上看，则王先生的意思可作两种理解。其一，因为我们目前对经术所知甚少，故不配谈读经，从而激励士人学子努力读经，果尔，则我完全赞同王先生的意思；其二，因为我们目前对经术所知甚少，故不配谈读经，从而干脆就不读经，若此，则是我所不敢苟同。从王先生的行文中推究其意，则似乎是后一种意思为王先生的本意，这就使我不得不费一些笔墨来加以辩驳了。

王先生的文章陈述自己的意见并不多，他大都引用傅斯年的《论学校读经》和胡适之的《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二文（皆刊载于《独立评论》第146号）中的观点加以佐证。因此，本文的辩驳不主要针对王先生的文章，而直接针对傅、胡二氏的文章了。

傅斯年在《论学校读经》一文中，他的反对读经，其理由可概之如下五点：

一、经术误国败政。“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朝代都不是靠经术得天下造国家的，而一经提倡经术之后，国力每每衰落的。”

二、经术仅装点门面。“当年的经学，大都是用作门面装点的，词章家猎其典诂，策论家壮其排场，作举业的人用作进身的敲门砖。念经念到迂腐不堪的虽然极多，而真正用经文‘正心诚意’的，可就少了！”

三、每个朝代有每个朝代的经学。“汉朝的经学是汉期的哲学‘以春秋折狱’，‘以三百篇当谏书’，那里是春秋三百篇本文所有的事？汉朝的儒生自有其哲学，只拿五经比附出场面来而已。宋朝的经学是宋朝的哲学，自孙复石介以下每人都是先有其哲学，再以经文傅会之，岂特王安石一人而已。”

四、读经对儿童的教育无利。“儿童青年之就学，本为养成其国民的需要、谋生的资格，自然也应该把知识教育的力量发挥到最大无害的限度，以便成就其为有用之人。”

五、经术难懂。“经过明末以来朴学之进步，我们今日应该充分感觉六经之难读。汉儒之师说既不可恃，宋儒的臆想又不可凭，在今日只有妄人才敢说诗书全能了解，有声音文字训诂训练的人是深知‘多见阙疑’‘不知为不知’之重要性的。”

胡适之的《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一文，只就傅斯年文中的第五点加以发挥敷衍，王先生在其文章中也只引用傅、胡二文中的这一论点以明其反对读经的理由，可以说是傅斯年部分的意思，仅由难懂不难懂而作为反对读经的理由，是傅氏五点理由中最不能成立的一点，而胡适之和王彬彬先生以此而特加发挥引证，可谓是以小失大。

傅斯年为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他在语言方面的成就到底如何，笔者因专业所限，未加关注，故不敢置一词。但从他主张“以语言学的观点，解释一个思想史的问题的方法”（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来看，可知他走的是乾嘉学派的路，他欲由此而来解决思想史的问题，这对于重心性体悟的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来说，可以说根本不能契入(他说宋儒从笃实的体验工夫而来的心性之学为臆说，即为明证)。例如，他从语言学的角度指出，“生”字比“性”字更早出现，而以“生”字之本义为“性”之本义，更进而取消先秦“性”字的独立性。“独立之性字，为先秦遗文所无；先秦遗文中，皆用生字为之”；“《孟子》书之性字，在原本当作生字” （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这些话，恐怕是一般的学者所不敢苟同的。就《孟子》来说，《尽心下》有：“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这是把“生”之所以然和“性”之所以然分辨得清清楚楚，何可说“性”原本当作“生”字之理。笔者在此之所以不怕费笔墨篇章地说这些与论题关系不大的问题，只是想指出傅斯年学术思想的基底，而他以此基底列举上述五种理由来反对读经，可以说全然不能成立。今一一辩驳如下：

一、关于经术误国败政的问题。笔者首先指出，儒家的经典虽然有“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想在政治上干出一番事业来。但儒家的政治构想，并不如同现在的政治规章制度,清清楚楚地给统治者提供政治运行的轨范，儒家的政治理想是维系于“修身”这个基点上，这是很高远的德化的政治，在现实中是很难贯彻下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梁惠王说孟子“迂阔于事”是对的。所以，儒家的真正成就不在政治，而在教化。政治的效能肇始于政府，教化的形成发之于社会。如果一个社会真能经术流行，形成修养自重的风气，则于国家于政治有百利而无一害，哪有误国败政之说。傅斯年以为，统治者一提倡经术，便能于政治机制中发生实际的效用，这是高估的中国实际的政治体制。在一个皇权至高无上的国度里，任何实际的政治主张，章典制度很难发生客观的效用，一切皆系于君王一念之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呼唤圣君贤相的无奈与悲情。因此，儒家的经术在实际的政治机制中很少甚至没有发生效应。如果真象傅斯年所说的发生了“误国败政”的效用，则暴秦焚书坑儒，应该是最明智的选择，但何以朝祚如此之短呢？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儒家的经术虽然于政治的实际效能上很难有作用，但它通过教化而整合社会，振拔人心，不唯不会误国败政，而且还会兴国持政。所以儒家在政治上的作用，是通过社会自下而上的整合，而不是通过权力自上而下的宰制。

二、第二点以经术有时被儒生用来装点门面而反对读经，则更不能成立。虽然我承认傅斯年所说是事实，但应该说，世界上任何好的东西都有可能被别人用来作为欺世盗名之资，例如道德，人类历史上以此钩名沽誉者多矣，则我们是否可由此不谈道德乃至废弃道德呢？至于以学术之名济一己之私，此风在今天更有日炽之势，则我们是否可不谈学术甚至废弃学术呢？以经术来装点门面，可以说是人病而不是法病，此处是不容颠倒过来的。

三、每个朝代有每个朝代的经学，这虽是事实，但从解释学的立场来看，这只是先秦经学的历史性生成，并不象傅斯年所说的那样只是“拿五经比附出场面来”，而相互割裂，无丝毫继生关系。谁能说没有先秦原始儒学会有两汉政治化儒学，宋明心性论儒学呢？正因为“经”是活的，而不是死的，才显示出“经”的无限价值。所以伽达默尔认为，“经典”不只是一种风格或一个时期的描述词，它的价值不是一个现在已过去和失落的时代的价值，它远比某种时代概念或某种历史性的风格概念有更多的内容。因此阅读经典的过程，就是通过愈来愈更新的证明，允许某种真的东西存在于其中的历史性保存过程。这样，以每个朝代有每个朝代的经学而来反对读经，是不能成立的。

四、五两点其实是一个问题，这与傅斯年的学术性格有关，他从乾嘉学派的立场出发，把“经”看作是一个纯文字训诂的问题，而看不到“经”在陶冶情操，塑造人格方面的功用，而训诂是很专业、很难懂的学问，这对于儿童当然不适合，于是干脆便不如教儿童学一点近代实用的科学知识。但笔者认为，“经”固然难懂，但它值不值得读并不能以此而衡定，因为值不值得读是一个价值问题。一个东西易懂，并不表明它有价值，一种东西难懂，并不表示它没有价值。难懂不难懂，问题都出在读者自身的学识和涵养上，并无损于“经”的价值，这亦是人病而不是法病。若因为“经”难懂就放弃，则对于人类来说难懂的问题很多，是不是都放弃呢？难懂，有时是人类前进的动力。因“经”难懂，傅斯年和胡适之在二十世纪30年代不主张读经，同样因为难懂，王彬彬先生在21世纪依然不主张读经，然则“经”在什么时候突然变得易懂从而可以开启读经的时代呢？这在没有形成读经风气的情况下，可谓是痴人说梦。若因“经”难懂而不主张读，则必然是愈不读便愈不懂。愈不懂便愈不读，如此恶性循环，必至“经”完全不能懂。若“经”成为中国知识人的封限，则中国的历史、文化、哲学从哪里说起呢？再者，如果只有完全弄懂了一种东西才有资格去教授别人，则我还未听说过谁敢自诩他完全弄懂了他所从事的领域。人都是有限制的，只要不是成心行骗，适度的错误是可以原谅的。如果我们真心诚意地把我们所懂得的部分传授给儿童，则他在日后的进德修业过程中，未必不可以超过老师。我们都承认老学者的国学功底深，这大多得力于儿时的私塾读经，我有时有幸与这些学者谈及此事，他们也说当时根本不能懂，但现在回想起来，好处多多。

以上是对傅斯年文中提出的五个方面的辨驳，我现在再正面说出我的意见。我们说要读经，然则什么是“经”呢？经者，常也，即“经”具有常道的性格，所谓“常道”含有两层意思，即一，不变，当然是活的不变，而不是死的不变；二，普遍地适用于每一个人。这样看来，“经”不是一套学说，一套理论，或某某主义，它构成了一个民族文化的基线，渗透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就象“家常便饭”，故中国的经术虽然文字上很难懂，但义理上却并不高深，每个人都可以明白，并且你也很难拿得出反对的理由。任何学说、理论、主义人们都可以赞成或反对，甚至没有特别的原因，也可以不去关注或阅读。例如康德的三大批判虽然把知识、道德、美三者说得声光四溢，但如果你不是一个哲学工作者，你完全可以不去阅读它。但“经”是例外的，任何一个文化系统都有作为文化基线的经，例如西方文化中的《圣经》，你不能说《圣经》同康德的批判哲学一样是一种理论系统。“经”是成就人文教养的基本教材，而人文教养是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本素质，依此而论，则读经不是要去成就一门学问，而是培养一种高尚的人格，故人人应该读经，在这种地方，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作为文化基线的经典，并非一般的理论家的著作，你没有读这些经典，并不表示你只不过少读几本书而无足轻重，而是表示你缺乏本民族的基本文化修养。这对于人这种文化的存在者来说，当然关系甚大。

傅斯年沉陷在乾嘉学派文字训诂的机括中，对儒家经术的人文教养之功效缺乏应有的体悟，而以难懂易懂作为“经”是否有普遍价值的标准。而王先生引用傅氏的观点以为其反对读经的理由，就我的肤浅之见，恐怕难以成立。当然，傅斯年当年把经仅理解为《诗》、《书》等五经，这太狭隘了，今天所讲的读经，当不是这种范围，文、史、哲的重要经典都可包括在内，如《文心雕龙》，《史记》，《庄子》等。

以上所写，不成义理，但我真诚地把我所想的写出来，是因为现在的世风太浮虚了，不但肤浅的大众文化，把民众特别是儿童一个个培养成了快乐的消费奴隶，而且弄学术的人也时常失去理想的方向。至于由此而可能使从未谋面的王彬彬先生不悦，则非某之本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