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清朝政府面对外界刺激也没有做出应有的回应，这首先是因为清代各级政府秩序森然，官员已经养成循规蹈矩的心态。中国官场充满着消极退让、明哲保身的精神。下层统治机构权力过小，上层因权力过于集中而疲于奔命。整个官僚机构管得过宽，主动性与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却远为不足；本为维护皇权的官僚队伍因臃肿不堪反而使统治僵化失灵。政府的种种制衡结构，并不是为了寻求新的发展，只不过是陈陈相因、墨守成规而已。即使皇帝本人也充满了因循守旧的特点。他所起的作用更像一个情报交流中心，折冲平衡大臣的意见但并不提出自己的看法。

第八，清政府的税收制度更进一步导致了政府的僵化失灵，原因是19世纪中期清朝官场沆瀣一气的贪污腐败耗尽了国帑民财。国家税收并无确定数字，须视纳税者、税官及其上司乃至朝廷等多方的利益互动关系而定。官员们横征暴敛以中保私囊，这种损公肥私的行径不仅反映了满清官场的人治痼疾，说明当时的财政收入并不完全都以货币形式支付，有些是实物或劳役，并未形成预算与审核制度，也反映出当时存在于旧中国各阶层的复杂的人际关系。在“制度化”的腐败现象中，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地方官与地方大家巨族狼狈为奸。一般说来，大地主往往身列缙绅，赋税负担较一般农民为轻，这就使得农民的负担更为沉重，而赋税制度也无法发展为累进式的现代税收制度。[20]

社会结构有三个层次，变化最慢的层次是文化，中间是制度，经济变化是比较快的。“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根本基础是中国的传统核心文化”[21]。中国长久以来一直是东亚文明的中心，中国人因此便具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中国现代化之迟缓，是由于中国有高度发达和精美的文化之故。”换言之，“19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的上层阶级已经如此有文化和如此聪明，以至于他们不要求现代化。”[22]费正清尖锐地指出了“中国面对西方的挑战反应迟钝、举步维艰”的原因：“传统格局的惰性与顽固，以及物质和精神上的封闭自足。” [23]当时日本国内正在酝酿着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变革，作为对西方的部分回应，这种变革促成了日本全方位的政治、社会转型。但“在庞大的中华帝国中并未产生类似的转型”。[24]

三、中国的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发展为“一股独立的创业力量”？

现代化与资本主义是从商业革命开始的，工业革命使其加速。无论是商业革命，还是工业革命，抑或是从商业革命到工业革命的嬗变，独立的创业力量——资产阶级或企业家是其关键性的内变动力。然而，“为什么中国的商人阶级不能冲破对官场的依赖，以产生独立的创业力量呢？”[25]费正清分析了以下六点原因。

第一，中国商人的心理状态与我们古典经济学家所赞美的西方企业家的心理状态大不相同。按照古典经济学家的说法，经济生活中的人要通过生产来谋取最大的利益，要从所增加的产品来获取市场给予的利润。但按照中国的传统，经济生活中的人经营最得法的，不是依靠增加生产，而是依靠增加他在已生产出来的产品中可取得的份额。他愿意靠他在竞争中直接胜过他的同伙来发财致富，而不是依靠征服自然，或更多地利用自然资源，或使用改进的技术，来创造新的财富。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种反“古典经济学”的人性设定？费正清认为是：“从很早以来，中国的经济就表现为由最大数量的人共同争取少量的自然资源，而不是去开发大陆和新的工业。从事创造新的企业、为新产品争取市场的推动力，不如争取垄断、通过买通官方取得市场控制权的推动力来得大。”[26]费正清的解释是有历史根据的，关键是：为什么中国不向欧洲一样选择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呢？当然，费正清有他的文化解释。

第二，在中国，官商之间总能找到一个密切的利益共同点，因为从事任何一桩大的买卖，官府的保护和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凡是单方面办不成的事，只有双方合作才能共享其利。因此，商人、银行家、掮客以及各式各样的没，买卖人就成为一个从属于官僚的阶级。事实上，商人可以通过购置田产、捐得功名以及通婚，轻而易举地跻身士绅阶级。中国不像欧洲，没有什么对外贸易可供投资。中国的行会组织是特别软弱无力的。“商人阶级中产生地主，比（产生）独立的商业资本家来得容易。”[27]

第三，在中国，代表资本积累的存款通常是投资在放债上。而不是生产上，更不是工业生产上。因为那样可以获取更多的利息，也更加安全可靠。借给农民的短期贷款比长期工业贷款能够收取更高的利息。因此，“把存款投资到工业生产上去的推动力在中国不如美国那样大”。[28]

第四，在中国，农村信贷实行不起来，因为农民比较能够做到自给自足，而且依赖就近各处的短期收购。同样，政府也多半依赖实物征税并以谷物支薪。此外，政府还可以随意支配不付工资的徭役。[29]

第五，中国旧的货币制度本身极其复杂，因为那是银钱兼用的复本位制度。要使一种硬币保持固定的价值是不可能的。而历来中国政府很少有不铸造劣质铜币的。“这种效率极差的币制之所以能够容许存在，可能是因为它有助于统治阶级在钱的问题上玩弄花招，而对他们并无多大妨碍。”[30]

第六，在中国，欧洲式的封建制度很早就废弃了，政府离不开当地士绅，这些情况使商人在已经建立的秩序之外找不到别的政治势力去寻求特别保护。另外，中国的士绅家庭早就成为城市里的主导阶级，士绅家族的最好保障并不只靠田地（经营工商业不可靠），而是靠田地与官府特权的结合。士绅与官府之间互相勾结，务必使商人始终受其控制。而不能让他们建成独立的经济部门。在封建时代的欧洲，商人阶级是在城镇里发展起来的，由于地主阶级住在乡下的大农庄里，欧洲城镇能够在封建体系之外成长起来，而不被吸收进封建体系。中世纪的市民在这些新城镇里有了各自的生息之所，又有民族国家的国王这一新的政治权威来保护他们，于是就取得了独立的地位。[31]

总之，“资本主义之所以不能在中国兴起，是因为商人从来不能摆脱士绅及其官府代理人的控制而独立自主。” [32]

四、中国现代化的限制：与美国的比较

“中国和美国可能处在两条终将相会的道路上，因为我们都在致力于各自的现代化。从20世纪60年代起，我们的经验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但和我们所处的环境的差别相比，这些相似之处不过是表面的。”费正清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向美国趋同，也不可能“按照我们的模式发展”。[33]他从自然环境、历史和文化对中美现代化的起点做了比较，发现中国的现代化受到了美国完全不存在的条件的深刻制约，而中国的现代化又必须以这些制约条件为基础，所以中国的现代化比美国艰难得多。

第一，从自然环境来看，中美两国国家大小差不多。但是密西西比河流倾泻在美国中西部以至美国的南方，而长江这个更大的水系流泻于华中，到东头即注入太平洋中，美国的北部和中部大草原在过去100年间变成了新的国际粮仓，而中国人连吃饱饭都不容易。中国更多的地方是干涸的沙漠和荒山秃岭，可耕地只有美国的一半，而人口却是美国的四倍。中国按人均计算的贫穷同美国是一大差距。

第二，从历史传统来看，中国在同一个地方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因而负载着历史的重担，而美国则完全不然。西欧的大西洋文明以及南北美洲的政治文化中心总是向西移动，从雅典到罗马，又到马德里、巴黎、伦敦而至纽约。而在中国，相应的移动只不过几百英里，从西安到南方的杭州、南京，然后由转移到北京。中国4000年所有的历史居址都紧靠在一起。当然，美国的文化之根，同样可以追溯很久远，追溯到地中海的古老时代：一个和中国同样古老的时代。但是美国人的先辈是带着有选择的文化移居到一个新的国土，因此获得两大好处：一是人口和自然资源的对比有较好的优势；二是对传统的束缚来说，有较大的自由。这就使美国发展了个人主义的模式。它又刚好在伟大的科技时代的黎明时刻激励美国发明了许多机器。中国人原来在技术方面是居于中世纪欧洲之前的，却忽然发现他们自己落在人家后头了。他们现在正在努力赶上去。

第三，从文化传统来看，中国不得不在自己的文化传统（大陆文化与农业文明传统）中去实现现代化，而这种传统是抗拒变革的。新的运输、工业和交通技术在西方是在当地生长起来的，而在中国却存在着从外国引进的问题。中国在包括技术在内的物质方面实现现代化之迟缓，是它的巨大惰性的一部分。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中国不愿意改变它的社会价值观、文化和体制。这是一些根深蒂固的历史因素的结果，有些至今还在起作用。早期中国的文化发源于北方，离海洋较远。而地中海盆地的各族文化就不同了。欧洲有着浓郁的海洋文化与商业文明传统，并形成了一种外向型的移民文化。如腓尼基的海上商人，克里特岛和伯罗奔尼撒的希腊人以及他们在海对面和小亚细亚的敌对者，还有罗马人和他们在迦太基的敌对者，都是深受海洋影响的商业文化。西欧的大西洋文明，当它开花结果成长为民族国家时，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人有幸迅速地从通向海洋的半岛或大小岛屿上走出来，自然地变成了海上从业者。在水上经商成为民族成长的引擎，直到后来欧洲一个个民族都飘洋过海，在近代建立起殖民地和帝国。当欧洲各民族这样蓬勃发展的时候，中国人却用稠密的人口来填充它。中国内向爆炸的方式是用稻米喂养中国本土范围内不断增长的人口。这种生产方式的结果是政府、地主和农民各自束缚于自己担当的角色，分出阶层，难以改变。耕作只能是小规模的，不容许机械化，经济尺度不容更动。在人口较少的欧洲，大面积旱地耕作早就用马了，它为后来机械化开辟了道路。所有这些，都为社会结构和实体向更高的水平改变做了准备。中国的人口密集产生了各种社会影响，如集权和关系结体的国家制度和家庭制度。中国内向爆炸的结果，简言之，是国家、社会和文化三者异常超绝的统一体。儒家与诸子百家其实都认为：社会团结在一个统治者之下是保持和平最好的办法。西方多头制的政治类型在中国没有多少机会出现。没有任何教会能够独立于国家之外，各个边远的省份也不能成为单独的国家。中国内向爆炸的第二个结果是：艺术和文明技艺较早地繁荣昌盛。从7——12世纪，中国文明似乎超过欧洲是毫无疑问的。结果是：中国在文化上达到了比东亚所有其他地区都更优越的地位，它的影响至今仍然可以感到。中国人民有一种深藏不露的文化优越感。当然，正是因为如此，他们在现代落后状态中受到的耻辱感觉，也就分外强烈。[34]美国的文化传统与中国不同，它不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没有在农村过联系紧密的集体生活的传统。中国人似乎对美国人所特有的注重个人选择、自我形象和个人经历的个性无动于衷。相反，中国人是集体主义者[35]，好像急于趋同另一方。重集体轻个人，循规蹈矩不越雷池，总是从集体和政府领导的赞扬中而非从实现个人目标或其他个人的享受中得到满足。这种淡化自我和在集体中实现自我满足的观念，当然不是一时兴起的，而是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强调孔教家庭集体主义的结果。现在，中国强调“为人民服务”。[36]另外，“美国从来也没有把一个国家高层次的文化知识生活交给一小部分人来管理”。[37]总之，“中国的传统社会是西方文化的一面镜子，它展现出另外一套价值和信仰体系、不同的审美传统及不同的文学表现形式。”[38]

“受现代变革压迫的中国文化比起历史上别的文化是最独特、鲜明和古老的，也是最自给自足的。因此，中国在过去150年中间断发生的周期性革命，是历史所需要的最深刻和最大规模的社会变革。”费正清指出，“信奉变革的美国人隐约意识到这种变革是伟大和曲折的过程，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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