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台湾现代化成功的启示以及解决台湾问题的出路

二战结束时，台湾岛的农业占主导地位，到了1988年，台湾被改造成一个城市化程度相当高的工业化地区。台湾人口也从1950年时的大约800万上升到1988年的约2000万。国民总产值则从1945年的极低水平跃居1960年的81亿美元，1986年更达到726亿美元。1988年，进一步上升到950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4820美元，后者是中国大陆的10倍。80年代，台湾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

经济增长是从农业开始的。日本人已经铲除了不在地主，1949年以后台湾政府决心将佃农制度也一起消灭。台湾当局同样鼓励农民成立农会（这种日占时期的组织形式得以保存下来），推广农业科技教育，新种子和化肥的使用，以及农村手工艺产品的制造与农业合作社的建立。在一些主要方面，这场改革和战后的日本改革不无相似之处：来自大陆移民政府和美国占领军同属外来力量；它在这个地区拥有军事和政治上的绝对控制权；它与当地利益攸关；它的目标只是建立一个稳定、保守的农村社会。这个目标达到了。整个50年代台湾农业始终大步前进。台湾的制造业直到50年代以前还是满目疮痍。最初当局的政策是稳定局面，不久，美国向台湾提供援助，台湾当局目标遂改为促进经济增长。台湾当局政策的转变以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四年计划实施为标志。几十家以前由日本人创办、后来在1945年被政府没受的企业开始转让给私人企业家。同时，一些新兴产业（对台湾来说）如面粉加工业和纺织业也已起步。50年代晚期工业产量增加了一倍，增长点大多集中在为台湾消费者提供日用品的轻工业。60年代中，出口工业也发生了更深层次的转变，政府取消控制并欢迎外国投资进入。美国和日本的投资大量涌入。外国企业可利用当地高素质的廉价劳动力，而台湾劳动力也从中学到了新技术。60年代新兴工业的中心是消费性电子产品。60年代后期，越南战争刺激了台湾经济的迅速发展，当时的情况和朝鲜战争促使日本经济快速恢复一样。新兴工业城市从农村引进劳动力，但即便如此，直到70年代中期，劳动力市场还是求大于供。劳动力的缺乏导致工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转化，钢铁和化工工业就此发展起来。80年代涌现了新的工业大潮，快速发展的领域包括计算机、汽车制造和军事装备。

费正清把台湾经济成功的原因归纳为几个方面：日本占领期殖民当局的遗泽，包括日本在地方秩序、公共卫生、铁路交通、识字教育（但没有发展高等教育）、提高生产、建立农民协会等方面的成绩[55]；台湾人民的工作能力；掌握技术和受教育程度教高的大陆移民的涌入；国民党扶助经济发展的政策，包括土地改革和国民党的自我改造；美国对它的援助（包括投资和技术援助）以及与之俱来的自由市场方式；向它开放的世界市场，特别是消费了台湾出口一半以上的美国市场；当然，还有其他各种因素，例如50——60年代的冷战。[56]

台湾内外的政治关系日益复杂，台湾的政治前途成为高悬在中国、东亚、乃至世界各国国家安全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费正清认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惟一出路在于：中国（大陆）拥有主权，而台湾地区实现自治，否则就会遇到麻烦。费正清分析了必须这样做的五点理由：

第一，从法律程序来说，“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成为国家的主人，拥有台湾的主权。美国支持台湾独立，在中国看来，是继承了帝国主义传统。我们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台湾自1895——1945在日本的控制之下，1950年以后，又处在美国海军的保护之下。因此，消除旧的帝国主义残余，一直是中国的一项原则。台湾也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第二，从民族感情来说，除了台独运动分子外，没有哪个中国人会支持台湾独立的想法，中国的爱国者根本不想分裂中国的国土。来自大洋彼岸与中国有着截然不同政治思想的美国人，即使在帮助制造一个并不统一的局面时，也不得不接受中国传统的关于中国统一的思想。[57]

第三，从事实关系来看，“很清楚，台湾作为一个海岛，多年来在政治上一直独立于大陆之外，这种状况也许还要持续很长一端时间。”这是因为：“除北京以外，还有许多方面对台湾感兴趣，其中包括台湾本土的中国人，他们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从大陆来的中国人。美国公众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也许都会同情台湾中国人要求自治的要求。”[58]作为海洋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因其高度资本化和出口型的工业，已经变得不大容易为新的大陆社会所同化，实际上是消化不了。”何况，美国也“无力使台湾回到大陆的控制之下”，因为“台湾是一个能够独立生存的政体，它装备精良，经济发达，并且积极而坚定地抵抗北京政府的征服。要扼杀这样一个政体将是徒劳的。”[59]

第四，从战略利益争夺来说，“日本和美国在台湾有其战略和经济利益，可以预测，日本在台利益会与日俱增，而美国在台利益会相对减弱。”[60]费正清认为，由于美国同台湾的长期合作，在道义上“我们颇有责任使它维持下去”。对国民党政府约半个世纪的承认以及对台湾岛的支持，产生了思维的延续性和不能摆脱或是不能轻易丢弃的友谊的纽带。“台湾社会毕竟是我们的世界的一部分”，它正在通过贸易、文化、教育和其他途径，“同我们越发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我们有许多相同的观念和宪法机构，破坏这种关系既不可行也不人道。”[61]但是“台湾独立不仅会使北京和华盛顿的和解恶化，而且也是对北京的公然挑衅，对此，北京绝不会漠然处之。”[62]而“放弃同大约占世界人口1/4的人民进行交往，是不负责任甚至是不道德的，而且，这个政府具有核威慑力。没有北京——华盛顿的合作，人类未来的和平将难以保证。”[63]

第五，就军事力量对比而言，“在台湾海峡，中国的军力不足以与美国的第七舰队抗衡，因此，中国不能用武力实现对台湾的要求，而只能用强硬的措辞表达其强烈愿望，有时还不得不承认或谴责一些不合人意的状况。”[64]

鉴于以上五点，费正清强调：“如果有何解决办法的话，答案便在‘自治’一词中”。在中国词语中，自治一词的内涵极其丰富，可以指中央力量对自治地区的各种不同程度的控制。费正清推测，只要台湾不再构成一种战略威胁，只要台湾自治不损害中国主权，在某种情况下，是会被接受和容忍的。但是费正清也警告说，虽然中国从来都不是积极主动的扩张主义者，但是，如果台湾对中国而言仍然是一种军事威胁，中国仍会以猛烈的、短促的边境战争方式来解决，只要中国自觉强大到足以这样做。[65] 

十、为什么没有任何国家能为中国提供发展的模式？

现代工业革命无论在工业还是农业，都由于新技术、新知识、公共卫生、资金投入以及新型组织的出现而提高了生产能力，这在今日中国也是实用的。[66]因此，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先后借鉴了英国、日本、美国和苏联的经验，但中国最终却放弃了照搬他们模式的企图。

理由是简单的：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社会集团不会轻易瓦解，而且在农村，农民有高度的道德约束力，这显示出一个民族能广泛吸收现代技术而又不致造成当地的社会混乱。[67]“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非个人、政府或教会。每个人的家庭都为他提供了主要的经济支持、安全、教育、交际及娱乐活动。通过祭祖，家庭甚至还是个人宗教感情的重心所在。在儒家说的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中，有三种属于亲属关系。中国的伦理体系并不指向上帝或国家，而是以家庭为其中心的。”[68]

中国所以缺乏西方个性化的政治表现形式，既有传统的原因，又有当今环境的影响。在中国，人们的生活是依据道德规定而不是《人权宣言》，因为人们更注重一般的道德常识，公众舆论和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而不看重通过诉诸法律来解决问题。[69]无论是中国的“实用主义者”，还是“温和主义者”，他们尽管认同现代化，尤其是工业化，但事实上，他们并不认同自由企业制度和个人主义文化。[70]

在西方那种多元社会里，各种社会力量，如教会与国家、资本与劳动力、政府与企业，都通过法制以获得有机的平衡。而在中国，社会行为规范却来自家庭制度本身所蕴含的忠贞诚善等个人品德。法律是进行管理的必须工具；而个人道德却是社会的基础。中国社会远未因为法律观念薄弱而导致无政府状态，恰恰相反，它靠儒家思想紧密地结成了一体。可以说，这种伟大的伦理制度比法律和宗教在西方所起的作用还要巨大。[71]

虽然“那些认为自身有较充分个人自由的西方各类学者，将继续在浩瀚的中国典籍的海洋里，寻找将来可能在中国出现的个性主义的迹象。”[72]但“鉴于中国的人口、资源和传统，中国人不得不创建一种全新的反个性主义[73]的社会。他们从苏联人那里得到了经验，但是没有任何国家能为其提供发展的模式。”[74]

十一、海洋中国：中国现代化的契机和样板

费正清认为中国概念应该从两个层次来理解，这就是“大陆中国”与“海洋中国”，从现代化的角度审视，费正清认为“大陆中国”需要转化，而“海洋中国”充满活力，他对“海洋中国”寄于期望。费正清的“大陆中国”与“海洋中国”概念既是地理和经济意义上的，也是文化传统意义上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是象征意义上的。

关于“大陆中国”的概念，费正清基本上认同为“农业中国”或“农民中国”。他认为：大陆中国很古老，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有着悠久的内倾传统，在现代化的征途上屡遭挫折。“今天的大陆中国是一个由拥挤在可耕地上的农民组成的国家，它继承了中华大帝国由首都的官僚机构管理政府的传统。这是一个忙着使自己现代化的农民的官僚帝国。”[75]

“海洋中国”虽然比较年轻，但也是一个同样有着悠久历史的商业和贸易的开放的中国。费正清认为，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纪年的开始。中国的商人、帆船来往于东亚沿海已经近2000年了。在最近的1000年里，他们流下了可观的有关贸易和与东南亚交往的记录。中国人是航海技术的先驱，早在欧洲人到达之前，中国人就已经航行在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航道上了。第一个来到中国的葡萄牙人就是循着中国人开辟的贸易航线进入中国的。那些经常到东南亚并最终相继建立了殖民地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在主要港口发现了中国的商会。海洋中国的发展，是欧洲在东亚扩张的一个缩影，它自哥伦布时代以来，不断在全球扩散，并且仍然主导着西方对现代历史的认识。中国人在航海和海上贸易的能力如此之强，以致如果中国愿意，可以早在欧洲人之前就把整个东南亚变成殖民地。1842年以后，英国人的枪炮逼迫中国通商口岸开放，海洋中国的发展有了更大的空间。现代商业和金融阶层出现了。虽然发展被对外交往和通商口岸的特权削弱了，但它的确是中国现代力量发展的一部分。[76]

费正清强调，“海洋中国”的存在是一个无庸置疑的历史事实。这是一种源于中国南部的海上传统，当然与大陆中国的传统有很大不同。“私人企业是基本成分，冒险投资是必要的，商业核算必须占据主导地位。”[77]

海洋中国未得到充分发展，费正清分析了两点原因：其一，海外殖民地对统治中国大陆的官僚们没有吸引力。中国北方的政府对海上贸易不感兴趣，他们全神贯注于对付来自亚洲中部民族的威胁；其二，中国一直信奉孔子轻商的观念，而且认为贸易应该由政府官员来掌管。明、清两代的统治者，都曾徒劳地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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