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L语言编写，使用普通的网络浏览器阅读，可用于网络发布和光盘（CD-Web）制作。目录、正文和注释等内容可层级显示，读者可使用目录树直接跳转到需要阅读的正文，也可根据需要仅显示正文或显示部分以至全部注释。充分利用电子媒体的特性，正文之中必要的地方应插入声音、图像或视频剪辑等多媒体，方便读者。它以超文本链接（包括网络映射）揭示文献或关键词的意义及其间的内在关系，例如读者遇到陌生的关键词时可以跳转到网络上权威辞书的相应辞条或最新的研究成果，以扫除阅读障碍，深入解读文献；另一种情况是读者阅读此文献时能够追寻其中引用的彼文献，点击关键词之后可跳转到引用文献的相应篇章、段落或条目；更重要的是以超文本链接的形式将古籍篇章中的基本问题与历代的研究成果联系起来。当然，这样预设的超文本链接必须准确地反映知识体系之间的层次和关联，如果稍有偏差，就会发生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情形。浏览界面最好配合智能网络搜索引擎，允许读者建立自定义的超链接。另外一个应用界面是查询界面，它要与关键词数据库相配合，具有不同类别的各种关键词、同类关键词的不同属性及相同属性的不同规定性特征三层查询条件，还有各种查询条件之间逻辑关系的组合形式。关键词数据库作为后台数据库支持读者信息查询和知识发现的要求。其检索结果以HTML文档的形式显示于浏览器上，建立检索结果到所出文献的超文本链接，读者可由此跳转至原文献，以实现指向文献内部意义的知识发现[20]。无论是浏览界面，还是查询界面，都必须具备人性化特征，符合读者的检索习惯，并辅以必要实用的使用说明（帮助），不给读者增加学习负担。这样就构成了完整的古籍数字化方案。
四、余论：学习的革命
图书文献的数字化是数字化图书馆事业的基础，而数字化图书馆以及国家知识基础设施的建立势必引发一场知识传播或学习的革命。以往人类传播知识的方式不外文字记载和言传身教两类，前者传播范围广泛，后者易于表述经验，而国家知识基础设施将兼有两者的特长，它通过计算机对公共知识的处理，模拟人类学习知识和形成智能的过程，使人类较为容易地获取知识和经验[21]。更重要的是，仅仅依靠图书分类法来建构人类知识体系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利用计算机及网络技术，我们能更全面、完整而确切地表达自己的知识、经验和智慧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前贤可以在不知不觉之中将他们毕生积累的知识和经验转化为后学的常识，而且可以不受时空限制地迅速传播。因而人类的学习过程也将变得日益轻松、富于人性化和高效率。那时，我们的学习将从巨人肩膀上起步，彻底抛掉碾碎人类鲜活智慧的教科书，更可以避免不负责任的教育者加之于幼小心灵的伤害。网络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它成为一种独立媒体已经为时不远了，它必将与其他四大媒体并驾齐驱，成为传播人类知识的重要媒介，并且决定着我们的思维与生活方式。它还将有助于打破强势话语对知识、思想、信仰的垄断，消除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扭曲，作为民主制度的一部分，服务于社会。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计算机室曾经在栾贵明等先生指导下就此课题进行过探索，见田奕《古籍整理与研究的电脑化》（载《中国文化》9期，1994年2月，85—89页），但其电子版产品并未公开。
[2]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原载《国学季刊》一卷一号，1923年1月，此据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三，5—1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
[3]邵东方《崔述与中国学术史研究》，《序》1—10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
[4]国家知识基础设施是应用计算机及网络存储和传播人类知识、经验和智慧，改变人类知识获取方式的全新体系，包括通信网络、高性能计算机群、知识库系统和应用界面四个层次。见曹存根《NKI——21世纪的科技热点》，载《计算机世界》1998年50期，12月28日，产品与技术版，D1,3页。
[5]见黄宽重、刘增贵《中央研究院人文计算的回顾与前瞻》，载《汉学研究通讯》总66期， 145—168页（台湾中央研究院计算中心的网址为（http://www.sinica.edu.tw）。但是中央研究院的资料库也不能完成知识发现功能，所以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6]如武汉大学出版社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光盘、上海人民出版社与北京书同文电脑公司合作的同名光盘，以及文物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与北京银冠电脑公司合作的《中国美术全集》光盘等。
[7]撰述和记注系借用章学诚的概念，见《文史通义·书教》下，《章学诚遗书》，4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8月。
[8]见董小英《Internet——数据库产业发展的新机遇》，载《互联网世界》1999年1期，36—38页。
[9]见朱岩《多文种信息处理与图书馆现代化》，载《现代图书情报》1996年5期，6—9页。北京中易电子公司和中国标准化技术开发公司联合开发的“全汉桥2000”汉字系统很可能成为未来的国际新标准，它拥有十万汉字字库。（见《郑码超级汉字系统收集10万汉字》，载《计算机世界》1999年6期，2月8日，综合新闻版，A11页）可用于古籍整理出版，电子版高丽大藏经已用此系统制作成功。（新江、吴宁《光盘版大藏经时不我待》，载《世界宗教文化》1998年4期，6—9页。）
[10]见侯怡波《“笔”妙自生花——非键盘输入技术时代正向我们走来》，载《互联网世界》1999年1期，70—74页。
[11]见王珊、林耀森《中文数据库的研究与展望》，载《计算机世界》1998年34期，9月7日，技术专题版，D1页。又马应章《中文数据库——数据库本地化的重要议题》，载《计算机世界》同期，D4—5页。
[12]孟小峰、王珊《中文数据库自然语言界面研究》，载《计算机世界》1998年34期，技术专题版，D8—9页。
[13]见高文《KDD：数据库中的知识发现》，载《计算机世界》1998年37期，8月28日，技术专题版，D1页。又朱廷劭《数据挖掘——极具发展前景的新领域》，载《计算机世界》1999年1 期，1月4日，产品与技术版，C14页，文中提供了三个网址访问KDD in China ：清华AILINUX（http://ailinux.ml.org/~kdd）、中山国际（http://202.96.189.28/kdd/index.html）和沈阳SYNET（http://202.112.29.35/kdd）。
[14]见朱廷劭、王军《数据挖掘应用》，载《计算机世界》1998年37期，9月28日，技术专题版，D5, 8页。
[15]古籍的载体转化固然十分重要，但数字化古籍事业须综合运用多种计算机技术，绝非单凭一项OCR技术能够完成。
[16]见《校雠通义·校雠条理》，《章学诚遗书》，98页。
[17]好的检索工具依关键词的内部特征排列正文，而以其外部特征排列索引，例如《中国丛书综录》“总目”和“子目”的正文以四部分类法（类别属于书目关键词的内部特征）来部勒群书，而辅以书名和作者（关键词）首字的四角号码、笔画、音序（均属外部特征）索引。但是这类检索工具多限于目录（如《中国丛书综录》）、职官年表（如吴廷燮《唐方镇年表》）、法令汇编（如仁井田升《唐令拾遗》）等，而其他类别的检索工具多只依关键词的外部特征排检，不能体现关键词的相关性，读者不能通过查询一个关键词从而查得与此相关联的其它关键词。例如《世说新语笺释》书后附有引书索引，为读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是我们如果要检索《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中所见的家谱，就必须阅览全部的引书索引才能获得检索结果，因为引书索引只有书名首字的笔画排检方式，而没有分类排检方式，读者无法即类求书。
[18]由于高性能计算机具备海量存储设备，而且价格低廉，所以我们不必担心这种数据库占用过多空间。
[19]台湾中央研究院计算中心所制作的某些古籍资料库没有浏览功能，如“二十五史资料库”，这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缺失。
[20]其具体的技术实现方法见李泽光《用idc/htx实现网络数据库Web信息检索》,载《计算机世界》1999年5期，2月1日，电脑与生活版，E14页。
[21]见曹存根前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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