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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应严谨对待易学基本知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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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0:5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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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序的星点排列，奇妙地对应着天象和大地的阴阳”的河图洛书出于中国的黄河、洛水，又认为“中国古老的揭示天的河图，揭示地的洛书，都有明确的表征。河图录下的是，宇宙气旋的旋臂。洛书反映的是气在大地上运行的S形、8字形轨迹”（亢亮、亢羽著《风水与城市》1页、83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提2月第1版）；顾颉刚先生说“河图不知是什么东西，也许是黄河的图，也许是河中找出来的一块玉石，上面有些图画的纹理的”（《古史辨》第7册（中），2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袁轲先生猜想说“河图：治水地图”（袁轲《古神话选释》303页注释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赵国华先生认为河图是西安半坡母系氏族公社的鱼祭祭坛布局图即今传洛书图（赵国华著《生殖崇拜文化论》133—13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或以古代神话故事为史实，或脱离易学背景胡乱猜测，或则牵强附会以逞已意，都远离易学中河图、洛书图式的实际。
2004年9月3日，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在人民大会堂“2004年文化高峰论坛”做了题为《〈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的报告，其中论及《易经》对中华文化的消极影响，在海内外华人圈中引起很大反响，在学术界也引起一场争论。杨先生这个报告也存在一些易学方面的基本问题。他说：“《易经》大家知道是中国非常古老的一个文献，据说是夏朝已经有了最早的《易经》叫连山，商朝有了比较晚一点的归藏，都失传了。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易经》是西周时候的周易。”“《易经》”，一般是指《周易》古经即按“乾、坤、屯、蒙……”次序排列的六十四卦及其卦爻辞；也有人将《周易》古经和儒家所作《易传》合称为“易经”，而仅将《周易》古经称为“《周易》”。无论哪种叫法，都不能将夏朝的《连山》易称为“最早的《易经》”：《连山》、《归藏》、《易经》（《周易》），三易名称不同，卦序不同，所表述的思想文化内涵也不同；《易经》特指“周易”，而不是泛指古代易学、易著。杨先生又说：“如果问《易经》是怎么形成的，以下这个说法大家似乎可以接受：最早中国发展了占卜，因为要对占卜作系统性了解就发展了卦符，所以六十四卦都有卦符。”这个说法显然是接受了流行于中国学术界关于八卦起源中的一种观点即八卦起源“占卜论”，但它是没有依据的。杨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里有归纳法而无推演式的思维方法，这都跟《易经》有密切的关系，也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生的原因之一。说《易经》和中国传统文化里没有“推演式的思维方法”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其一，利用《易经》占卦、判断吉凶并发展起来一系列“预测”方法、系统，主要就是一种推演法，这一点在杨振宁教授作报告后已有易学界人士指出。其二，《易传》所言宇宙生成体系“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其思维方法也是推演式的；邵雍和朱熹等人认为“六十四卦”之后还可以继续按“加一倍法”发展下去，生成一百二十八卦、二百五十六卦等等，以此理解太极生八卦及宇宙万物的由来，这思维方式也是推演式的。其三，众所周知，易学中最重要的观念之一就是“人人有太极，物物有太极”（朱熹语），乃至将阴阳五行八卦推及于万事万物。古代医学、军事、政治、物理、天文、化学（炼丹）、音乐等等学科与易学相关都是在此思想背景下发生的，当然很明显这是一种“推演式的思维方法”所导致。可以认为八卦六十四卦的产生与归纳法相关，其后则不缺推演法。杨先生又说：中国古代的“天一合一”观念，“天人一物”、“理一分殊”、“内外一理”等“起源于易经每一卦都包含天道与人道在内，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说“天人合一”观念起源于《易经》，这是颠倒了二者的关系：在古人眼里，易象、八卦来源于对天地日月、世界万物的观察和模拟；八卦、易学虽是“天、地、人”三才之学，但它们绝不会先于天地万物而存在，而只是古人据其对天地日月、世界万物的认识而拟构，所以“天人合一”观念必在先，八卦学理必在后。杨先生又假设汉语、汉字的单音是受了《易经》的影响，古文“力求用最少的词表达出最多的意思。这种审美观念应是易经的浓缩化精简化的申延”。这些看法也不能说是有依据的：即使将《易经》卦爻辞断定为文王、周公所作，但它的年代也不会早于商周甲骨文、金文，而无论单音或用词省俭的特点，最早可追溯至甲骨文、金文而不是《易经》。据笔者理解，中国早期文字的载体主要是甲骨、青铜器、简椟，刻铸不易，这可能是形成汉语单音及古文用词省俭特点的原因之一。
杨振宁作《〈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报告之后，在学术界引起很大的反响和争论，有人认同，也有人批评。在学者们的讨论中，仍然随处可见有关《易经》八卦方面的常识性、知识性错误或者有欠严谨、科学。这里以《文汇报》发表的两篇文章为例：浦家齐先生的文章《〈易经〉与传统文化的检讨》（《文汇报》2005年3月26日）我认为谈得非常好，大体上完全认同其基本观点，但有关《易经》的一些说法，是值得商榷的。该文说“在中国古代的重要经典中，唯有《易经》涉及宇宙思考，所以对自然科学影响较大”。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另一部同样重要的经典《老子》也以对宇宙万物的思考和认识而著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老子》宇宙生成观。浦文又说：“《易经》中的太极图只含阴阳二仪，其包容性之大是不言而喻的。”《易经》中是没有太极图的：古今都有学者认为太极图来自远古伏羲时代，但《易经》中是没有太极图的，至多只能说二者是有关联的；今日易学界的主流学者如朱伯昆、李申等，他们认为太极图、河图洛书等易图都是对易学中有关理论、观念的图解，远远晚于《易经》而产生。浦文又说：“《易经》后来按照道教的需要进行了全面的诠释，成为道教教义的组成部分，就更增加了其神秘性。”这个说法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历史上对《易经》进行全面诠释，从孔子和先秦儒家作《易传》开始，基本上都是儒家或在儒学的背景下进行的，而道教并没有对《易经》进行全面诠释。自东汉魏伯阳开始，易学中的一些观念、道理、术语被引入道教教义、炼丹和养生学中，但谈不上对《易经》进行“全面诠释”；宋、明理学继承了一些道家、道教的东西，但它是按儒家的需要而不是“道教的需要”而对来自道家、道教的东西作了改造，当然它们更没有成为“道教教义的组成部分”。据吕绍纲先生和笔者研究，《老子》思想、道家易、道教易上承殷易《归藏》，而与《周易》、《易传》、儒家易学各是一路，宋、明易学才是二者合流，但应是儒家接受了道家、道教中传出的一些东西（吕绍纲《〈老子〉思想源自〈周易〉古经吗？》，《周易研究》2001年第2期；王先胜《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纹饰识读及其重要意义》，《宗教学研究》2003年第2期）。江晓原先生在《〈周易〉与科学没有关系——兼论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问题》（《文汇报》2005年3月26日）一文中将“《周易》、阴阳、五行、八卦、星占、炼丹、风水之类”均称为方术是不当的：虽然《周易》、阴阳、五行、八卦均与方术发生关系，但以“方术”概言之是错误的。该文又说：“《周易》体系，原是中国历代学者持续不断地参与建构的一个数字神秘主义体系”、“《周易》作为古代数字神秘主义体系，它恰好有符合二进制的地方，这并不能便它因此就具有‘科学’的身价……”。说《周易》是古代“数字神秘主义体系”是一个常识性错误，因为其核心和基本构成《周易》六十四卦与卦爻辞均不是“数字神秘主义体系”，六十四卦符号不是数，与二进制可以联系的也不是《周易》六十四卦序，而是邵雍先天易、伏羲六十四卦图。
陈忠来先生说：“象最早的巫卜八卦及其演绎出来的八八六十四卦，也不过是用来判断吉凶，教人避害趋利……”（陈忠来著《太阳神的故乡——河姆渡文化探秘》216页，宁波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蒋书庆先生说：“殷周数字卦符号的发现，说明八卦符号及其起源的确与记数方式有关，也说明伏羲画卦由数起的传说是可信的”（蒋书庆著《破译天书：远古彩陶花纹揭秘》411页，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1月第1版）。李零先生说：双古堆汉简《易经》和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同时也证明，传本《周易》以“——”表示阳爻，以“— —”表示阴爻的做法，实际与以往的各种推想和猜测无关，它只不过是“——”和“八”两个数字符号的变体而已（李零著《中国方术考》242页，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冯时先生说：“易卦不仅从原理上讲是本之筮数，而且就连书写形式也与古代数字无异”，认为“画卦实为布数之为”；又说：“可以肯定的是，今本《周易》的阴阳爻卦画乃由数字演变而来，这说明，由于文明的发展使得筮算价值的的降低，或者演式一类风气的盛行，都可能使数字爻与阴阳爻卦画最终合流”（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学》366页、39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认为八卦起源于巫卜、数卜、记数符号或殷周数字卦，这些认识广泛流行于学术界，但是通过对相关材料和认识的分析可知，这类认识都是不能确证的，可以认为是无根无据的（王先胜《八卦起源占卜（数卜）论分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考古界的学者一般都接受了这类似是而非的观念和认识，或者在面临相关或可能相关的考古材料时不能使研究深入下去，因而继续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和认识，举例而言：
逄振镐先生说：“八卦的起源当与龟卜有关，而龟卜最早始于东夷人，是东夷人的发明创造。”但是他对此并未提出有说服力的论证。其论述过程云：“《寰宇记》云：‘伏羲于蔡水得龟画八卦之坛’。《易•系辞》亦云：伏羲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于文（纹）与地上一页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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