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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祆教研究（1923-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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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0: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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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3;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1957）, 对流寓长安的粟特人以及他们对唐朝文艺、宗教等方面的影响, 做了详细的研究。作者利用了出土墓志和唐人诗文材料, 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此文也因此成为研究唐朝中西交通史的名篇。林悟殊《唐代长安火祆大秦寺考辨》（《西北史地》1987-1; 《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 1995）, 考证长安的祆祠除一般所讲的布政坊、醴泉坊（西北隅）、普宁坊、靖恭坊四所外, 还应补上醴泉坊（街南之东）为波斯王卑路斯所立之寺和崇化坊祆寺, 而见于史籍的大秦寺只有义宁坊一所, 他不同意陈垣把为卑路斯所置之寺看作大秦寺的观点。彭树智《唐代长安与祆教文化的交往》（《人文杂志》1999.1），主要探讨长安考古材料所见的祆教遗迹。
1955年在西安城西土门村附近发现的汉文和波斯婆罗钵文（又译作巴利维文）合刻的《苏谅妻马氏墓志》, 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注意, 因为这是中国古代和波斯交往而遗留至今的重要双语文字材料，也是入华波斯人信仰祆教的实物证据。夏鼐《唐苏谅妻马氏墓志跋》（《考古》1964-9）, 确定此墓志在波斯文的东传和祆教史的研究上, 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他还对苏氏的左神策军散兵马使一职和其生卒年月做了诠释。但他认为这是婆罗钵文传布的最东界限一点, 似乎已被後来日本发表的材料所否定。对于志文本身, 伊藤义教《西安出土汉婆合璧墓志婆文语言学的试释》（《考古学报》1964-2）, 对两种文字都做了考释。他把此志与伊朗巴斯的一些墓志加以比较, 发现二者风格一致, 从而认为马氏和苏谅家的一员是萨珊波斯的遗民, 并且是祆教的信徒。他推测这一家族的一员因穆斯林对波斯的进攻, 由呼罗珊经毛韦拉 那尔（乌浒河外）, 特别是粟特地区来到东方, 曾在唐初的安西都护府服过兵役。马氏卒于咸通十五年（874）, 时年二十六岁。此後, 陆续有宗德曼（W.Sundermann）与梯楼（T.Thilo）合撰《西安发现的中古波斯文汉文墓志铭》（Zur mittelpersisch-chinesischen Grabinschrift aus Xi'an, 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 fur Orientforschung, XI-3, 1966）、哈玛塔（J.Harmatta）《西安发现的中古波斯文汉文合璧墓志铭与唐朝与萨珊的关系》（The Middle Persian-Chinese Bilingual Inscription from Hsian and the Chinese-Sasanian Relation, La Persia nel medioevo, Roma 1971）、刘迎胜《唐苏谅妻马氏汉、巴列维文墓志再研究》（《考古学报》1990-3）以及洪巴赫（H.Humbach）在王世平的邦助下所撰《西安发现的巴列维文汉文双语墓铭》（Die Pahlavi-chinesische bilingue von Xi'an, Acta Iranica, 28, 1988）、林梅村《唐长安城所出汉文－婆罗钵文双语墓志跋》（《西域文明》，文物出版社，1995）等文章, 发表对该志的补充或修定意见, 但有些词句的理解尚未获共识。
张乃翥《中原出土文物与中古祆教之东浸》（《世界宗教研究》1992-3）, 对洛阳等地祆教的流行有所阐述。
祆教在唐朝民间流行颇广,影响也十分广泛。林悟殊撰《火祆教在唐代中国社会地位之考察》（蔡鸿生编《澳门史与中西交通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唐季“大秦穆护祆”考》（《文史》46-47，1999）、《波斯琐罗亚斯德教与中国古代的祆神崇拜》（《欧亚学刊》1，1999），对祆教在唐朝的传播续有讨论。
过去，蒲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安禄山叛乱的背景》（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一书，从政治、经济、种族等方面分析了叛乱背景。荣新江《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第三届中国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 1997），从分析安禄山的粟特种族特征和他所处部落的祆教信仰所形成的凝聚力，来揭示安禄山叛乱的宗教背景，提出安史之乱爆发原因的新解说。
龚方震、晏可佳《祆教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是第一部用汉文所写的系统祆教史，其中尤其用较多篇幅论述了祆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包括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乏新意。
从已经出土的文物中来考察祆教因素，是近年来的另一个研究趋向。施安昌《北魏冯邕妻元氏墓志纹饰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97-2）、《北魏苟景墓志及纹饰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98-2）两文，以为这些墓志纹饰上表现的图像，有祆教的色彩，部分神名也与可能是伊朗语的音译。他还发表《北齐粟特贵族墓石刻考──故宫博物院藏建筑型盛骨瓮初探》（《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2），重新讨论著名的安阳出土粟特石棺床，并介绍了故宫所藏盛骨瓮，其上有胡人形象。姜伯勤《安阳北齐石棺床画像石的图像考察与入华粟特人的祆教美术》（《艺术史研究》1，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对这个石棺床的祆教图像做了详细的解说。1999年，山西太原发现的虞弘墓石雕和2000年陕西西安发现的安伽墓石雕，富有粟特系祆教图像特征，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参看张庆捷《太原隋代虞弘墓石椁浮雕》，“汉唐之间：文化互动与交融学术研讨会”论文，北京大学考古系，2000年7月5-9日；尹申平《安伽墓展现的历史画卷》，《中国文物报》2000年8月30日第一版。）
中国所出另一个祆教图像是姜伯勤发现的敦煌白画。1988年，姜伯勤比定刊布了一幅原被当作佛画的祆教图像, 撰写了《敦煌白画中的粟特神只》（《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0; 又《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 1994）。张广达《祆教对唐代中国之影响三例》（Trois exemples d'influences mazdeennes dans la Chine des Tang, Etudes chinoises, XIII-1/2, 1994; 汉文本刊《法国汉学研究》1, 1996）, 利用原苏联中亚地区出土的绘画材料, 确定此图上的一神为祆教神谱中的女神娜娜（Nana）。张广达《唐代祆教图像再考》（《唐研究》3，1997），进一步论证这幅敦煌白画上的形象很可能是祆教神祗妲厄娜和妲厄娲。由此，格瑞内（F.Grenet）和张广达合撰《粟特宗教的最后避难地──九、十世纪的敦煌》（The Last Refuge of the Sogdian Religion: Dunhuang in the Ninth and Tenth Centuries,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new series, 10 (Studies in Honor of Vladimir A. Livshits), 1996, 175-186），结合文献和绘画，说明归义军时期的敦煌祆教仍在流行。
张广达《祆教对唐代中国之影响三例》中的又一例证, 是据粟特本土出土的骨瓮, 来说明唐代太原所遗留的祆教徒葬俗。林悟殊《火祆教的葬俗及其在古代中亚的遗痕》（《西北民族研究》1990-1; 《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 1995）, 则是用敦煌发现的《佛说十王经图》上所绘的尸葬方式, 来论证同一问题。蔡鸿生《唐代九姓胡礼俗丛考》（《文史》35, 1992）, 也谈到粟特人的祆教葬俗。西域地区骨瓮的遗存，见林梅村《从考古发现看火祆教在中国的初传》（《西域研究》1996年第4期）。
“萨宝”的性质是近年来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姜伯勤《萨宝府制度论略》（《华学》3，1998）、罗丰《萨宝：一个唐朝唯一外来官职的再考察》（《唐研究》4，1998）两篇同时发表的文章，观点并不相同，前者认为萨宝是伊兰系胡人聚落中的政教大首领，属下有祆正等主管祆教事务的官员。后者则认为萨宝所管包括所有宗教，特别是佛教，以及其他商业贸易事务等。最近A.Forte, "The Sabao 萨宝 Question"（The Silk Roads Nar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97, Record No.4, 1999, pp.80-106; A.Forte, "Iranians in China -Buddhism, Zoroastrianism, and Bureaus of Commerce-", Cahiers d'Extreme-Asie, 11, 1999-2000）、芮传明《“萨宝”的再认识》（《史林》2000-3），都与罗丰的看法相近。但是，这一问题还有待从语言学、历史学的角度深入探讨，笔者倾向于姜伯勤的看法。
祆教的“祆”, 古籍中常常与“祆”相混, 即使是今天的学者也难以避免。林梅村《从陈硕真起义看火祆教对唐代民间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93-2）, 认为记载此次起义的《崔玄籍墓志》中的“祆”为“祆”字。王永平《论唐代民间道教对陈硕真起义的影响----兼与林梅村同志商榷》（《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5-1）, 据图版订正此字原为“祆”字无疑, 而林文引此志时所删的“破张鲁于汉中, 殄卢循于海曲”两句, 恰好证明陈硕真起义的道教色彩。他还对祆教在唐代流行状况做了估价。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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