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看出，残卷所存相关字句（如7行）与上述《养老考课令》完全相合，二者显然同出一源，我们可依据后者复原前者。至于其中含义，是说朝集使入京，对于所部内之官员，无论是现任，还是解代者，都应熟知他们一年来的功过行能，这样才能在应付外官考课的问题时对答如流。按唐前期考课之制：“每年别敕定京官位望高者二人，其一人校京官考，一人校外官考；又定给事中、中书舍人各一人，其一人监京官考，一人监外官考；（考功）郎中判京官考，员外郎判外官考。其检覆同者，皆以功过上使。京官则集应考之人对读注定，外官对朝集使注定讫，各以奏闻。”  也就是前引《唐六典》所云朝集使必须“以十月二十五日至于京都，十一月一日户部引见讫，于尚书省与群官礼见，然后集于考堂，应考绩之事。”
通过二者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到如下认识：第一，可以肯定，残卷的这一部分（即4-9行）正是唐《考课令》之一条，“令”前残缺之二字，确信为“考课”二字无疑。第二，关于这条《考课令》的年代。按，《养老令》撰集于日本元正天皇养老二年（718，相当于唐玄宗开元六年），学界一般认为其蓝本是唐《永徽令》，也就是说，这条《养老考课令》所依据的唐令可能是《永徽令》。另外，由以上分析可知，朝集使赴京时间的规定是由开元八年十月的一道敕文确立的，因此，本卷所载的这条唐《考课令》就不会是开元七年的令，而只能是李林甫等人于开元二十五年新定之令。在这条令中，既包括了此前的部分令文（残卷7-9行，或即永徽令原文），又将新颁制敕编入其中，可见，开元二十五年的这次定新令，是实实在在的“删辑”、“改修”。第三，残卷也提供了不少朝集制度的新信息，例如，第8-9行曰：“若知长官考有不当……以状通送。”是对朝集制之核心内容——外官考课进行规定：对地方长官在考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当现象，朝集使应当主动汇报。因为朝集使是由都督、刺史、上佐（别驾、长史、司马）轮流担任的，很多情况下，入京朝集的不是长官，而是上佐，从而出现了残卷所云“若知长官考有不当，……以状通送。”的规定。对此，我们还可从日本《令集解》的记载中得到旁证。按该书卷十八考课令规定：

“凡官人景迹功过应附考者，皆须实录，其前任有犯私罪，断在今任者，亦同见任法。即改任，应计前任日为考者，功过并附。注考官人，唯得述其实事，不得妄加臧不。若注状乖舛、褒贬不当（原注：谓景迹功状高而考第下，或考第优而景迹劣之类），及隐其功过以致升降者，各准所失轻重，降所由官人考。即朝集使褒贬进退失实者，亦如之。”

对于最后这一规定，《令集解》注释引《古记》曰：

问：“即朝集使褒贬进退失实者亦如之。若为？”答：“朝集使不在所褒贬，唯长官所褒贬有不当者，必正谏合改正。今赍不当考文来，所以降朝集使考耳。何以知者？下条云：‘大贰以下及国司，每年分番朝集。所部之内，见任及解代，皆须知。其在任以来，年别状迹，随问辨答。’依此文，朝集使一事以上合知也。” 

《古记》是大宝令的注释书，成书于天平十年正月（开元二十六年）至天平十二年（开元二十八年）八月间。  此书征引了大量的唐令格式，成为仁井田陞先生复原唐令的一个重要来源，本条所载恐亦出自唐制。我们可参照其规定推知残卷“若知长官考有不当，……以状通送”的含义：因为朝集使入京时带着地方各级官员的考簿，在考堂上，他必须回答负责外官考课的官员提出的各种问题，如果他知道长官在考课本地官员时有不当之处，必须主动向中央汇报，“以状通送”，否则自己会受到降考的处罚。
关于朝集制度，我们还将另文讨论，此不多及。
（三）、10-13行。与第二部分的《考课令》一样，这一部分也是关于朝集制度的，而且非常明确地标明它是一道《户部格》。《唐会要》的记载与之相较，更是契若符节：“其年（开元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敕：诸州朝集使，长官、上佐，分蕃入计，如次到有故，判司代行。未经考者，不在禁限。其员外同正员，次正官后集。”  我们依前例对照如下（残卷在上行，《会要》敕文在下行）：

    10、户部格：敕，诸州应朝
    （开元八年）敕，诸州  朝集使，长官、上佐，分蕃入
    11、计，如次到有故，判
        计，如次到有故，判司代行。未经考者，不在
    12、集限，其员外同正员，
        禁限。其员外同正员，次正官后集。

显而易见，文书中残余文句与《唐会要》所载开元八年十一月十二日的这道敕文几乎完全相同，我们可以断定二者同出一源，也就是说，这道敕文被编入格中，因此，对于文书残缺部分据此加以推补，如上节录文所示。需要说明的是，《会要》敕中的“禁限”，当误。残卷作“集限”，文意无疑更加通达，《会要》可能是在传抄中出现了错误。
下面我们来分析这条《户部格》的一些相关问题。如所周知，唐代前期的法典体系由律、令、格、式四部分构成，其中又以格为最权威、最活跃的因素，作为律、令、式的追加法，它可以修改、补充、变通它们的规定，甚至能以格破律，如《唐律疏议》卷四“诸彼此俱罪之赃”条疏议曰：“其铸钱，见有别格，从格断。余条有别格见行破律者，并准此”。  毫无疑问，唐格的研究对于整体理解唐代法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不过由于唐格亡佚已久，现存文献中只能找到极少片段，所幸敦煌吐鲁番遗书中保存着几件唐格写本残卷，成为唐格研究最为宝贵的原始材料，在对其进行解读研究方面，前辈学者作了大量的工作，  特别是刘俊文先生的大作《论唐格——敦煌本唐格残卷研究》，更使我们对于唐格有了较为清晰的理解。  目前汇集敦煌吐鲁番中唐格文书（及已判定为唐格的文书）的著作有如下几种：（1）山本达郎、冈野诚、池田温合编《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第I卷《法制文献》（下表简称“山本等”）；  （2）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下表简称“刘”）；  （3）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下表简称“唐”）；  这三种著作对于唐格的研究工作有很大的推进作用。之后池田温先生又发现了一件新的唐格文书，即北京图书馆藏周字六十九号残卷，据他考订为开元新格卷三户部断卷，他并据此研究了开元后期的土地政策问题。  我们先将目前已经判定的敦煌吐鲁番本唐格残卷列表如下，作为我们研究本条格文的对照材料（表一）：

表一
 
名称 编号 特征 录文与研究 备注   
神龙散颁刑部格 S．3078+
S．4673 首全尾残，共余120行，明确题名：散颁刑部格，下列刑部四司名称。每条格文起首有“一”标示，无“敕：”字，亦无每格所据敕之年月。 山本等/32-35；
刘/246-269；
唐/563-569    
神龙吏部留司格） Ch3841
（TIIT） 首尾俱残，余16行，每条格文以“敕：”字起首，每条下有小字注释之年月日，而格文不一定另起一行，如第5行下部即开始另一条格文。 山本等/38；
唐/574；
刘/270-275 吐鲁番出土，刘氏原拟题：垂拱后常行格，不确，其后已更正，参看注释27。   
开元户部格 S．1344 首尾俱残，余69行，每条格文以“敕”字起首，且另起一行，下列年月日，除第50行外，年代也另起一行。 山本等/36-37；
刘/276-294；
唐/570-573 即开元三年三月颁行的开元前格。   
开元户部新格 北图周字六九号 首尾俱残，余45行，每条格文以“敕”字起首，且另起一行，年代也另起一行。 池田/159-175 池田先生考证为开元二十五年九月颁行的户部新格。   
开元兵部选格 P．4978 首尾俱残，余18行，每条以“一”起首，曰“准兵部格后敕”、“准兵部格”、“准开元七年十月廿六日”。 山本等/39；
刘/301-306；
唐/576 唐氏拟题：唐天宝年代兵部选格，但刘氏考定其当在开元19年到25年之间。 

可以看出，不同年代的唐格文书在抄写格式上颇有差异，但没有一件文书直接标明为：“某某格：敕，……”的形式，这透露出一个信息，即这条格文是作为一道完整的唐格，为本件文书所引，但整件文书的性质却不是唐格文书，我们从其它文献引用唐格时的体例也可得到旁证。例如，《唐会要》卷八一《用荫》所引：“《户部格》：敕，应用五品以上官荫者，须相衔告身三道。若历任官少，据所历任勘（下略）”。 
从前文分析可知，这道格文采自开元八年之敕，而《唐六典》卷六刑部郎中员外郎条注曰：“（格）盖编录当时制敕，永为法则，以为故事。” 因此本《户部格》的编纂当在玄宗之时。这一时期删撰格文的情况，据《唐会要》卷三九《定律令》载：

开元三年正月，又敕删定格式令，上之，名为开元格，六卷。……至七年三月十九日，修令格，仍旧名曰开元后格。……十九年，侍中裴光庭、中书令萧嵩又以格后制敕行用之后，与格文相违，于事非便，奏令所司删撰格后长行敕六卷，颁于天下。二十五年九月一日，复删辑旧格式律令，中书（令）李林甫、侍中牛仙客、中丞王敬从，前左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