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卷五六《刑法志》又载：“至二十五年，中书令李林甫又著新格，凡所损益数千条，……天宝四载，又诏刑部尚书萧炅稍复增损之。”  为便于省览，我们根据上文，并参考刘俊文先生的研究，将玄宗在位期间格的编纂活动列表如下（见表二）：
表二
 
法典名称与卷数 奏上或颁行时间 主持人   
开元（前）格十卷 开元三年正月（三月？） 卢怀慎、李乂等   
开元后格十卷 开元七年三月 宋璟、苏頲等   
开元格后长行敕六卷 开元十九年 裴光庭、萧嵩   
开元新格十卷 开元二十五年九月 李林甫、牛仙客   
天宝新定开元新格十卷 天宝四载 萧炅 

玄宗时，格凡四修，开元三次，天宝一次，中间还有一次格后敕的编定。因本道格文采自开元八年之十一月十二日敕，它显然不可能是开元前格或开元后格。又因明载为《户部格》，则亦非格后长行敕。因此，它只可能指后两者之一。据刘俊文先生的研究，《天宝新定开元新格》对《开元新格》的损益很少，其依据只是开元二十五年到天宝四载间新发布的制敕，即《新唐书·刑法志》所云“稍复曾损之”而已。我们初步判定，本条《户部格》出自开元二十五年的《开元新格》。
（四）、第14行。从残划可以推断，第四个字为“到”字，第二字据残余的立刀偏旁可推补为“刺”字，第三字可意补为“史”字。此行文字可推补为：“敕：刺史到任，当年”，我们推测此敕很可能也是关于朝集制度的，即刺史赴任后，是否可以当年入考的问题。由于朝集使入京后，升迁的机会很多，因此许多刺史到任未久，即忙着入京朝集，朝廷曾屡加禁止，史载：“先是，朝集使往往赍货入京，及春将还，多迁官；（开元七年）宋璟奏一切勒还以革其弊。”  开元二十一年（733）四月一日的《处分朝集使敕》也指出：“若声绩未著，黎庶未康，牧守来朝而辄迁，参佐逾年而竞入，此独为人之资地耳，岂是责成之意耶？”  到次年八月更明确下诏：“刺史到任，不得当年入考。县令阙，不得差使。”  对此诏书，《册府元龟》所载更详：“朕忧于理人，委在牧宰，虽已分命，仍未尽诚。如闻刺史新除，所莅不过数月，即营入计，无心在州，政教阙如，朝寄安在？自今已后，刺史到任，皆不得当年入考。”  我们推测，本行所载之敕很可能就是开元二十二年八月的这道敕文，“当年”之下或即“不得入考”四字。

3、 残卷性质与拟名4、 
残卷内容考察既竟，下面我们就来探讨其性质。总的看来，本卷文书中包含有一条开元二十五年的《考课令》、一条同年的《户部格》以及一条可能是开元二十二年八月的敕，而且，所有内容都是关于朝集制度的，从不同方面对朝集制作出规定。那么，这样的一件文书究竟是什么性质呢？我们认为，它可能就是开元二十五年删定律令格式的同时编纂的那部《格式律令事类》之断简。
从前引《唐会要》卷三九《定律令》的记载可知，开元二十五年九月李林甫等人在删定律令格式的同时，“又撰《撰格式律令事类》四十卷，以类相从，便于省览。”对此，《旧唐书·刑法志》、《册府元龟》卷六一二《刑法部·定律令》四的记载略同。值得注意的是，本件文书的抄写体例与文献所载《格式律令事类》“以类相从，便于省览”的特征完全相合。此书逸失已久，而目前所能见到的相关材料更是少得可怜，长期以来，人们并不清楚此书的内容，对其在法制史上的地位也未加注意。钱大群先生曾指出：“开元二十五年的《格式律令事类》未得传于今世，但是有两点可以确定：一是撰写的目的是‘以类相从，便于省览’，这是与官署有关的条文的分类编抄，并不是各法皆与刑律合体。二是这部‘事类’是开元二十五年的事，而不是今传唐律——永徽四年的《律疏》。”  钱先生的主旨是想说明，唐代并不是众法合一于刑律，这自是不错，但开元年间确实有一种为使用方便而将律令格式编在一起的风尚。例如，《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除了著录《格式律令事类》四十卷外，同类著作还有裴光庭《唐开元格令科要》一卷。  另外，在《宋史·艺文志》中著录了萧旻《开元礼律格令要诀》一卷，  从书名推测大致也属同类，不过更将礼的内容也纳入其中了。
那么，本卷文书会不会是这两部书中的一部呢？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首先，这两部书都是私家著述，而本卷文书纸质精细，书法颇佳，体例严整，无不显示其官方抄本之性质，远非私家著述可比。这一点，与《格式律令事类》的性质与流传情况相当。因为此书是李林甫等中央高级官员主持编纂的官方著述，且史书明言其编成之后，“奉敕于尚书都省写五十本，颁于天下。”可见，此书确曾在中央精抄并颁行天下，其实用性非常明显。由于只抄了五十本，似乎沙州还分不到一本，则此卷写本或为凉州抄送本，或为沙州录副本，  当然也可能只是从书中摘抄的与地方官府有关的部分，无论如何，其为官府文书殆无疑义。其次，从内容分析，本卷也不可能是这两部书之一。先看裴光庭的《唐开元格令科要》，此书今亦不存，从名称可推知其编纂特色大略也是将格、令之精要排列于一起。《通志·艺文略》在著录此书时说：“裴光庭撰，记律令科目”，  恐不全面，因为书中当还包含着格的内容。又，裴光庭曾于开元十九年主持删撰《格后长行敕》六卷，所以沈家本在谈到此书时，曾推测道：“《格后长行敕》，裴光庭与修，此或其时所纂录者。”  即他认为此书可能是与《格后长行敕》同时编成的，这一推测有一定道理。更重要的是，裴光庭卒于开元二十一年（733）三月乙巳，  这样，载有开元二十五年新定《考课令》与《户部格》条文的本卷文书就不可能是这部书了。至于《开元礼律格令要诀》一书，颇疑作者萧旻即天宝四载主持修定新格的刑部尚书萧炅（见《新唐书·刑法志》），《宋史·艺文志》所载乃是传抄中出现的讹误。若然，则此书在时间上是可能的，但要以一卷的篇幅记载礼、律、格、令，肯定不会很详细，而应如其书名所示仅为“要诀”而已，反观本残卷，所载《考课令》与《户部格》都非常详尽，决非“要诀”可比。总之，本卷不可能是这两部书中的一部，而很可能是开元二十五年成书并颁行天下的《格式律令事类》之断简。因此，我们初步将其拟名为：“唐开元二十五年格式律令事类残卷”。
那么，该书在中国古代法制史上有何意义呢？这要从其编纂形式上进行探讨。如史书所载，它的突出特点是将格、式、律、令的相关规定“以类相从，便于省览”，这在本残卷中得到了充分验证，即无论是《考课令》，还是《户部格》，抑或是敕书，凡是关于朝集制度的内容，都被编在一处，可见，所谓的“以类相从”的分类原则，应该是以事为纲，如同书名所反映的那样，即“事类”。这种编纂形式的渊源何在？
从隋代以来，律令格式并行，构成一个比较完备的法典体系。在《唐律疏议》中，曾征引许多令、格、式，计约一百三十条左右，其中有些是对律文的具体解释，还有一些则是对律文的变更与调整，如前所述，当律文与现行格文冲突时，处理原则是“以格破律”。这个特点已为学界所注意，有些学者就此提出唐代刑法的特征是诸法合一，钱大群先生反对此说。无论如何，唐代确实出现了一些汇集律令格式的书籍，如唐初裴寂所撰《令律》十二卷，  到开元年间就更多了，如上文所举，同类书籍，私修者有裴光庭的《唐开元格令科要》、萧旻的《开元礼律格令要诀》等，最终出现了中央政府官修的《格式律令事类》四十卷这样一部集大成的法典汇编。
此外，前辈学者研究表明，在唐宋法制史上有一个最为突出的变化，就是法典体系由唐代的律令格式向宋代敕令格式的转变。  无疑，这一转变是以敕的地位不断上升来完成的，其先导正是编敕而成的格与格后敕地位的上升。《格式律令事类》的书名对这四种法典的排序，决非随意，当反映了开元时期各种法典地位的高下。这种排序方式当然也是渊源有自，如《旧唐书·刑法志》载：“景云初，睿宗又敕户部尚书岑羲、中书侍郎陆象先、右散骑常侍徐坚、右司郎中唐绍、刑部员外郎邵知与、删定官大理寺丞陈义海、右卫长史张处斌、大理评事张名播、左卫率府仓曹参军罗思贞、刑部主事阎义颛凡十人，删定格式律令，太极元年（712）二月上之，名为太极格。”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已经是格式律令的排序了。而且，开元二十五年之后，唐王朝不再删修律令，只是删定格和格后敕。而敕的地位又逐渐超过了格，成为在法律效力和适用范围上的最终依据。如穆宗长庆三年（823）十二月二十三日敕节文：“御史台奏，伏缘后敕，合破前格，自今以后，两司检详文法，一切取最向后敕为定”。  在这个演变过程中，《格式律令事类》以正式的法律文件形式使格日益提高的地位得到巩固，并因此成为从律令格式向敕令格式转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过渡，值得重视。
开元以后，《格式律令事类》开始的“以类相从”的编纂方式得到继续推广，比较突出者为《大中刑法统类》，据载，宣宗大中七年（853）五月，“左卫率府仓曹张戣集律令格式条件相类一千二百五十条，分一百二十一门，号曰《刑法统类》，上之。”  《新唐书·刑法志》则记此书“以刑律分类为门，而附以格敕”。  可见也是将格式律令分类编纂而成的，不过，其内容显然偏重于刑法。到宋代，这种分类编集的形式更加受到重视。南宋孝宗淳熙年间，曾下诏“将见行敕令格式、申明，体倣吏部七司条法总类，随事分门修纂，别为一书。若数事共条，即随门釐入。仍冠以《淳熙条法事类》为名。”  后来的《庆元条法事类》、《淳祐条法事类》等，皆准此体例编成。  《庆元条法事类》今存残本，它是以事分为十六门，每门下又分为若干类，每类载敕、令、格、式、申明等，可以看出，这与本文研究的唐开元二十五年《格式律令事类》残卷的编写体例颇为相近，二者因袭之迹昭然若揭，这正是《格式律令事类》在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意义所在，也体现了本卷敦煌文书之价值。
最后，我们来谈谈这部书的流传与著录情况。元和十年（815）十月刑部尚书权德舆奏：“自开元二十五年修《格式律令事类》三十卷、处分长行敕等，自大历十四年六月、元和二年正月，两度制删之，并施行。伏以诸司所奏，苟便一时，事非经久，或旧章既具，徒更烦文，狱理重轻，系人性命。其元和二年准制删定，至元和五年删定毕，所奏三十卷，岁月最近，伏望且送臣本司。”  这里不说开元二十五年新定律令格式，而径以《事类》为代表，并作为编格后敕的起点，可见此书曾长期行用。从后唐天成元年（926）十月二十一日御史台、刑部、大理寺的奏文可知，此书在后唐明宗时仍为完璧，  宋代所编《崇文总目》卷四刑法类有此书著录，但标一“阙”字，似乎已逸失。  《玉海》著录此书，云：“崇文目有之”。  再往后，《通志·艺文略》中著录此书：“唐格式律令事类四十卷，李林甫纂，律令格式长行敕，附尚书省二十四司，总为篇目。”  则似乎郑樵曾目睹此书。在此之后的各种目录书中，我们已见不到此书的踪迹了。

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俄藏Дх.06521文书中包含着一道开元二十五年的《考课令》、一条同年的《户部格》以及一条可能是开元二十二年八月的敕，而且，其中的内容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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