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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文化的阐释焦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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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1:1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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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本质、意义、本原、深度的重要方法，也是其遭到现代性攻击最集中之处。
权力话语消解性。后现代强调对整个社会的权力话语和精英话语加以质疑，对权力话语表现出一种叛逆性和价值挑战性，声称世界是一个不断地建构又解构，然后又再次解构的过程。事物的意义不是已然被决定的，而是被不断决定并逐渐生成的。任何僵化的意识，任何霸权性的话语，都将使思维受到压抑。后现代就是要解构权力话语的霸权性，由一元向多元扩展，由知识霸权向资源共享发展，以改变这一话语的言说方式和言说内容。后现代往往是通过后现代的信息媒体来向意识形态话语控制进行挑战，使意识形态的批判成为日常生活批判，从而解除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异化状态，瓦解那种不断加强地压抑人操纵人的中心权力话语，使人获得自身的感性解放。通过文化网络，使文化生产的复制过程所出现的标准化和统一化，又使对权力话语的消解丧失了创造性和个体性。但是，这种意向在大众传媒中却往往走向迎合潮流趋向时尚之途，因此，所谓思维的差异和否定性最终又始料未及地回到新的标准化、模式化的怪圈中。
三 后现代在中国的阐释焦虑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已不再是承认不承认的问题，而是怎样正视和进行研究的问题。现在学界似乎有两种不可取的态度，一是一哄而上"拥抱"后现代主义，二是不分青红皂白加以"棒杀"。这两种态度或少了些学术的理性，或少了些宽容的精神。如何真正进入学术研究的界面，是学者进入这一问题时必得解决的前提。
后现代主义进入中国语境后，问题不是变简单了，而是变得更为复杂。这倒不是因为中国属于前现代或在时间断裂中走向现代，而是传统、现代、后现代、东方和西方、后殖民话语一下子搁上工作平台，使得问题的当代处理变得相当棘手。大体上说，主要存在这几个问题：
首先，主义杂糅使问题模糊。
在如何理解后现代、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异同上，中国学界有着深刻的分歧。在我看来，这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般地说，"后现代性"是后现代时期的文化政治话语的鲜明特征，是在对"现代性"误区反拨中产生的。"后现代"是一个历史社会概念，指二战以后出现的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而与此相关，"后现代主义"是这一社会状态中出现的一种文化思潮。后现代是后现代主义产生的时代土壤，后现代主义是后现代社会的文化话语表征。在后冷战时期，后现代主义又具有了某些新的素质。特里·伊格尔顿在《后现代主义者是哪儿来的？》（1995）一文中指出："后现代主义不过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知识份子里十分脆弱的、失败主义的一种的意识形态，正象后现代主义者所抨击的普遍意识形态一样，误把他们自己非常特殊的困局当成全人类的处境"。这一看法，将9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质揭示出来，值得重视。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当研究日深，进入问题日深，问题与困惑就越大。进入主义的陷阱，必然遭致阐释的失效，不仅是用这种理论对西方的阐释失效，用这种理论对当代中国问题的阐释也同样失效。因为，中国还是处于一种"杂糅语境"中，任何单一的方法想透彻地终极地解释这一现象的意义，都必然落空。在后现代理论的盲点上，也许后殖民主义理论可以从另一角度补充，使得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具有某种可理解性和可阐释性。不妨说，后现代在中国的问题，不仅触及到当代学术思想史问题，也触及到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西方与东方、本世纪与跨世纪，以及大众传媒与精英文化，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等一系列的重要话题，怎样对问题的杂糅和研究对象的宽泛模糊加以认真厘定，是走出困惑的关键。
后现代主义中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以及消解中心话语僵化模式的基本思路在中国学术界受到相当的重视，这无疑对走出那种非此即彼的一元心态大有好处。这使不少学者开始走出本质主义模式，对问题既不是简单的否定也不是简单的肯定，而是力求揭示事物更深入复杂的内在机制。同时，不少学者从各自不同的学术理路、知识话语和学术层面进入这一领域，并通过这一阐释代码对当代复杂的文化和文学状态加以阐释，寻绎出新的问题和问题意识。通过这一不同于往昔学术研究的角度，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若干精神价值问题，传统和现代冲突的精神模式，甚至整个文化思潮的重大转型加以某种新的把握。
当然，后现代主义既充满新知也充满谬误，对其的评价应该相当地谨慎。那些没有研究就仅仅望文生义地、或仅仅凭自己的好恶就断然加以肯定或否定的做法，其实是对学术规范的盲视。我以为，后现代时代，关注问题和问题的清理变得十分重要。这意味着，以共同对话取代话语对抗，以多元阐释取代话语霸权，用兼容并包取代话语独断，用承认差异的新思维代替强求统一的旧思路，成为一种新的理论共识。未来的文化和理论，将不再是中心话语的独白，而是用对话沟通并拓宽言路，在对话中达到话语交流和有效性理解。也许在有效厘清后现代理论的负面效应的同时，这一理论将有助于我们摆脱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之间话语沟通的理论困境，并使我们在接受新的文化理论变革理念时，获得对历史和现实的新的观照。
其次，学术背景导致研究的"多音喧哗"。
后现代哲学研究和文化批评主体构成具有复杂性，这导致其研究的困难在于，这一"舶来品"本身的多元属性和中国的现代性（或走向现代）的语境错位。加之九十年代"后现代主义"文本创作和批评都充满争议，同时更因研究者各自的价值归宿、精神意向和学术意趣不同，造成了哲学观念和批评话语的彼此对立或价值判断的多元并存状态。总体上说，研究群体在交锋中逐渐分层，大致可归为五类：
后现代主义研究的学者。这类哲学研究者不盲目追"新"逐"热"，而是以学者的冷峻眼光分析后现代主义的正负效应和得失利害。著述行文中保持客观性和清醒的批判性，为后现代主义颠覆伪价值形态和意识权力话语秩序而欣喜，同时，又为后现代主义"越过边界"而否定普遍性文化价值根基所造成的虚无倾向表示担忧。
后现代主义积极推行者。这类文化或文学批评者以后现代主义者自居，著文为后现代主义的无信仰、反传统、颠覆性叫好，对"后"这一词缀有特殊的好感，喜欢用后现代为标尺去看待并衡量一切文化现象，这一滥用也给自身的阐释带来新的文化困境。
后现代主义的尖锐反对者。这类批评者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站在传统理想主义和历史人文主义乌托邦角度反对后现代主义颠覆策略和"怎样都行"的游戏人生观，坚持以传统道德的精神信仰反击后现代主义；另一种是站在中心意识话语立场，以过时的政治性语言和僵化的思维方式去反对后现代主义，而保持自己的中心话语地位。
海外的"后学"研究。处在跨国资本的后殖民语境之中，后现代研究已不再是一般的学术文化问题，而禀有了浓厚的政治话语和东西方意识权力色彩。西方学者和海外的华人学者，相当关注当代中国学者的研究，尽管有不同的评价和褒贬，但总体上使中国的后现代研究，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引起了关注，这使我们有可能在论争中能更广泛深入地反思自己。而且，各种不同观点的互相检讨，可以使人从这种文化论争的张力中看到文本后面的精神意向，看到在平等的学术对话中自然彰显的价值，看到处于剧烈变化的世界文化大潮中东方学者的对话智慧。
后现代论战中的情绪性宣泄者。对后现代这一相当复杂的现象，除了从学理上认真研究的学者外，也经常可以看到一些非常情绪化的谩骂，或未曾深刻地研究而仅凭自己的好恶加以拒斥的态度。我以为，这类跻身于学界然而却是非学术态度的情绪，对学术知识增长难以增添任何东西。真正的学术态度应该是对这一问题的来源、产生、发展、前景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对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末期在中国出现所隐含的意义进行深度研究，浅尝辄止的情绪性宣泄当于事无补。
上述这五类后现代批评者出发点和价值归宿截然不同，共同构成了起伏跌宕的中国后现代哲学研究和文化批评思潮。从批评群体的构成看，积极推进者大多是六十年代出生的更年轻的晚生代人；而客观研究的学者大多为五十年代出生的青年学者；而坚决反对者大多为四十年代出生的中年学者；而海外"后学"则年龄跨度比较大；情绪性宣泄者的构成则相当杂糅而动机难以归类。这一多重性构成颇有深意，值得另做知识社会学个案分析。
再次，身份复杂使得"后"文化研究存在问题。
后现代语境是全球化浪潮强加给中国的。在这一语境中，中国知识分子在跨国资本主义经济运作和高科技发展的双重压力下，开始了对传统、对现代、对后现代的共时态反思，并处处表现出一种顾此失彼的尴尬。不管怎样，反思启蒙、理性、元话语，审理自己的主体身份和价值诉求，成为一种新的学术要求。但是，问题也不少。即从历史必然性到生命偶然性，只要肉体感觉而无视历史社会；从二元对立论到多元论甚至无元论，对人的超越性和目的加以嘲弄怀疑而走向虚无；从意义确定性到不确定性甚至到生命的意义约化为权和钱；从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的世俗游戏，甚至只有世俗游戏而拒斥一切非世俗的价值诉求，这事实上是以新的"一元"取代旧的"一元"。后现代主义并不是一种奢侈，相反，它可以促使我们思考"现代性"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以及21世纪即将出现的问题。将后现代性作为现代化的一种有效参照系，而对它在知识性、权力话语、价值论等方面上的正负面效应加以厘定。事实上，中国知识界在90年代出现对后现代的研究比较集中的现象，是对意识形态的权力加质疑，同时拓展更大的对话空间，不仅是东西方对话，而是言说者和大众的对话，民间话语与主流话语的对话等。其中不少东西很值得考辨。
当代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研究的时间并不长，总体上看，是在80年代初期起步，而在90年代进入发展研究的局面。但一般性的译介和论文多，而有深度的学术专著并不多见。尽管如此，后学研究方面还是有一些基础性的研究成果。
90年代大陆出版的专论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学术专著主要有（按出版时间先后为序）：王岳川著《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1992），陈晓明著《无边的挑战》（1993），王宁著《多元共生的时代》(1993)，王治河著《扑朔迷离的游戏》（1993），张颐武著《在边缘处追索》（1993），陈晓明著《解构的踪迹》（1994），郭贵春著《后现代科学实在论》（1995），赵一凡著《欧美新学赏析》（1996），陆扬著《德里达--解构之维》（1996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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