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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新历史主义的意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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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1:1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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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史工作做了一个旁证。
最后，新历史主义的成果和其承诺的巨大反差。也就是说，在勒翰看来，新历史主义并没有获得其宣言所说的那种丰硕的学术成果，而只获得了一些零零碎碎的很不起眼的所谓收获。他认为，这种工具性的认识拒绝接受整体性历史，也拒绝用任何历史美学来取代政治判断，表明新历史主义所创造出的系统基本上是修辞的、理想化的、共识的、纯粹的形式语言。新历史主义利用这一系统来阅读机械论的、因果结构论的、历史的、在经验上可以体会得到秩序的历史作品。这些历史作品充分表现了文化的生命力，也与权力的各种形式相生相成，如果冒然使用新历史主义的片断化观点来阅读这种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其结果将使作品和方法脱节。这种新历史阅读法将内容与形式、过程与历史、语用者与语言相剥离，完全瓦解了一种正当的叙事模式，使之与其它模式发生"范式的混淆"（paradigmatic confusion）。
勒翰基本上否定了新历史主义种种新的学术意向，认为它几乎无所建树。对此，我想说的是，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将混杂的多种方法集于一身的新理论，确实存在自己的问题，但并非如勒翰所说的一无是处。新历史主义在分析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在连接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过渡间歇感，连接二十世纪现代与后现代的时空交替感之时，有诸多启示当代人的方面。当然，为使古往今来的一切都可以为我所用，而瓦解连贯性的历史叙事模式，的确也可能产生范式的混淆。
新历史主义的解释困惑在解释学甚至在中国的解经学中也曾出现，究竟应该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是忠于阐释对象的历史还是忠于阐释主体的"我"的阐释呢？我想这一问题是昨天、今天、明天都会不断地争论下去的。
也许，新历史主义的意义就在这里，它将旧历史主义的"我注六经"改写为新历史主义的"六经注我"，而提供了一种阐释历史的新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仍在而且还将不断受到质疑。
二 新历史主义之后
与勒翰所认为的新历史主义过分强调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相类似，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英文系教授卡瑞利·伯特在《新历史主义之后》 一文中提出，新历史主义将成为明日黄花，人们现在应考虑新历史主义"之后"的课题。而且，新历史主义之后，会留下大堆的问题，将导致文学研究更多的困难。
在形式主义如日中天之时，有人也曾考虑关于形式主义或新批评之后（after the new criticism）的问题。而在新历史主义出现时，就冒然说这个批评模式将不久于世，成为一种倏忽而来、飘忽而去的短期行为式的所谓文学流派，并无多大意义。当然，我们不仅要听伯特对新历史主义的大胆预言，也要看他究竟是如何论述新历史主义走向消逝"之后"的。
新历史主义是反形式主义的，但又在这种反形式的"主义"之中，吸收了不少形式主义的框架、范式和言说方式。他认为，这主要表现在新历史主义过分热衷地吸取解构主义逆向思维精神，而使它对一切都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去看，如颠覆与反颠覆、权力与反权力、历史与反历史、语言与反语言，甚至也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去看待文学本文与社会本文、历史意识与非历史意识。这种反形式主义的新历史主义，有可能恰好将形式主义边缘化、对立化的批评策略挪为己用，使其不重视历史本身的丰富内涵，一味强调文本与现实相关联的强制性阅读，从而出现"意义短路"的危险。
新历史主义尽管号称一种"历史"主义，但仍然是一种批评策略，于是，它拒绝了形式主义，也拒绝了历史主义，而将社会存在与文本世界，以及在文学文本世界里的社会性存在，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然而这种研究对象在伯特看来，进入了新历史主义的第二个盲点，即"新政治化"（new politicization）问题。
新政治化就是将历史抽象出来，使它变成合法性和反合法性、政治和反政治之间的一种斗争历史，借此模式来说明权力本身制造出它的内涵及其颠覆性，并把这种权力斗争和政治模式置于所有历史文化的研究中。从而，强调边缘和次等文化的政治性表述，过分重视轶文趣事，并以此作为颠覆大历史叙事模式的政治解读方式。
新历史主义的工作仍旧依赖于开放权力的话语场，或轶文趣事化的小叙事。它清楚自己挑战对象的形式主义范畴，却很难逃离这种形式主义的藩篱，因而，它陷入了一种误区，将戏剧风格由权力对抗的位置转为权力施行的基本模式，采用将负面引申为正面的反置逻辑，即凡是形式主义或历史主义是这样的，我就反其道而行之。这样，当一般艺术被当成与权力抗衡的权力基本模式的，文学就可能丧失审美功能而仅仅成为社会反抗的力量。
在相信文学作为权力中介形式并具有社会政治力量后，就会得出文学是时代权力的产物的结论，而这种权力在文本叙事中，有可能被化为一种超历史（transhistorical ）的力量。这种力量无情地制造颠覆，以至于任何抗拒或相敌对的力量，总是以被控制的方式来加以呈现。这样，新历史文本分析，并不将分析对象"历史化"，而是将其"解历史化"（dehistoricize），使之成为权力所局限的一个标本。
文学无论被看作是对抗权力的总体形式观点，还是将文学作为权力的基本模式的历史观点，都在新历史主义理论意向中有所体现。所以，它在反形式主义和旧历史主义的同时，也在"反"之中将形式与历史容纳于自己的体系内，从而得以维护其权力话语的合法性存在方式。
可以看出，伯特对于新历史主义过分重视对立性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颇有成见，同时，对其"新政治化"给文学领域带来的斗争锋芒也不无担忧。他感到这种充满着暴力、霸权、权力话语色彩的新历史主义，正因为其"历史"理论的不彻底性和非纯粹性，以及对对立面的吸收而丧失自身的独特理论建构和学术中立态度，有可能使它变成一个旋生旋去的时髦流派，很难成为学术界中获得共识的研究新方法。从这个意义上，他认为，新历史主义自身的杂糅性将导致它很快走向自己的反面，走向消亡，走向"新历史主义之后"。
但是，伯特并未给我们提出新历史主义之"后"将是怎样的一个学术文化场景，也没有说明新历史主义之"后"，将有一些什么样的文学流派来占领新历史主义留下的巨大的话语空间。
我想，无论在新历史主义之"后"是它的消亡，还是它留下无穷尽的遗憾或累累硕果，它都将以自己的批评实践和文化策略，促使我们在世纪末做出自己的文化反思。因为它已经将问题挑明，即文学问题不单是一个纯粹的语言实体、结构分析和一般性的文学赏析问题，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一种对话语的特殊揭露，同时也是对于历史中那些往往为人们忽略的和巨大的历史阴谋的一种象征性揭示和隐喻式披露。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穿越历史和文本的长期欺瞒，发现历史的巨大误会，才可能通过历史的一瞬，发现历史长河中无穷尽的共时性结构，并通过历史中的殖民或后殖民话语，看到边缘化、局部化、底层化的众多问题。
当然，新历史主义也并不能逃脱历史本身赋予它的逻辑，即任何事情都将在它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最终走向其反面。一个旧的批评方法消失后，将有一个新的批评方法取代它，这种新的批评方法不可能与过去截然不同，它身上依然有着历史积淀的痕迹，以及历史赋予它的沉重话语。新历史主义不可能完全超越它自身的局限，因为它不是置身于历史之外，而是处身于历史之中。
因此，当我们对新历史主义的负面效应有了认识以后，也许我们更能体认到，在超越新历史主义之时，当代文论在这种"超越"进程中获得了自己新的理论视域和精神品格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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