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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治疗的原理及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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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1:2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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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从文化生态角度看，文学艺术的功能在于维系作为语言符号动物的人的精神生存和健康。本文以“文学治疗”概括这一功能，从三方面展开论述： 1 、现代性语境中的治疗主题及其从宗教、哲学向文学的转移。在19世纪，哲学取代宗教而面对“文化医生”的呼唤。20世纪，因“哲学的终结”，诊断和治疗文化痼疾和个体心理障碍的重任又有转向文学的迹象。2 。文学治疗的可能与现实。以两位东方作家泰戈尔和川端康成的创作为例说明文学治疗的两种可能：治疗他人与治疗自己。3 。作者和医生之间的转换与互动。对弃医从文和以文为医现象的对比分析中拓展文学与医学之间的双向对话，重估身兼诗神与医神的阿波罗神话。
关键词 文学治疗 文化医生 精神生态需求 作者兼患者
题记 ：用艺术来进行治疗，远不应将它作为艺术的一个继子来对待，而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典范，它有助于使艺术又回到更富有成效的态度上去。
- - 鲁。阿恩海姆
文学艺术的存在根据是什么？
对此，古往今来的答案已有不少。如果我们回答说文学的功能之一是维系作为语言符号动物的人的精神生存和健康，一定有人会以为言过其实。
把“文学”和“治疗”这两种学科背景截然不同的对象放在一起来讨论，也难免招致“有没有搞错”一类的疑问，对于坚守学科本位主义立场的人来说，这可能是一种大胆的冒犯。
那么，还是让我们从对问题的历史梳理中给出解答的线索吧。
一、问题由来：现代性语境中的治疗主题及其从宗教、哲学向文学的转移
1849年7月30日，克尔凯戈尔《致死的痼疾》一书终于问世。这是他在孤独和忧郁之中连续写作多年的结果，旨在用基督教的心理解说来拯救信仰失落后的人心世态。在他看来，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基督教真的已差不多被取缔了。就这方面而言，我几乎像一个地下工作者。”1 尽管他本人患有严重的忧郁症，他还是将救治全民性的“痼疾”当作自己的责任。他还发现，写作便是最好的自我治疗方式：
我只有在写作的时候感觉良好。我忘却所有生活的烦恼、所有生活的痛苦，我为思想层层包围，幸福无比。假如我停笔几天，我立刻就会得病，手足无措，顿生烦恼，头重脚轻而不堪负担。2
自克尔凯戈尔以来，恐惧、绝望、虚无等主观精神的疾患，都日益成为哲学家关注的对象。雅斯贝尔斯后来说，宗教虽然在现代社会中不可避免地衰微，但人对信仰的渴求却不会停止。在这种情况下，哲学便是唯一的精神避难所。雅斯贝尔斯忽略了一点：与哲学同样成为精神避难所的还有文学和艺术。对此，只要提及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旧足够了。
1873年，尼采在他的笔记中拟定了一部著作的写作大纲，书名是《作为文化医生的哲学家》3。从那以后，有关文化病态和医治的观念不时地在他脑海中闪现。如果哲学存在的目的就是治疗，其所要医治的病症是什么呢？
在《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一书开篇，尼采提出哲学与民族健康的关系问题： 有些人反对一切哲学，他们的话有时倒是值得一听的，尤其当他们奉劝德国人的病态头脑拒斥形而上学，而代之以像歌德那样借体魄获得净化，或者像瓦格那那样借音乐获得圣化之时，更是如此。民族的良医唾弃哲学；因此，谁想替哲学辩护，他就应当指出，一个健康的民族为何需要并且确已运用了哲学。如果他能够指出这一点，那么，也许病人也就能够实实在在获得一种教益，懂得哲学为何恰恰对于他们是有害的。4
尼采还举出古罗马的例子，说明一个民族不要哲学依然能够活得健康。倘若一个民族失去了健康，也不能指望依靠哲学得到救治。“如果说哲学果有显示过其助益、拯救、预防的作用，那也是在健康人身上，对于病人，它只会令其愈益病弱。”在尼采心目中，唯有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希腊人才是典型的健康人，那时的哲学真正具有维护健康的功用。自从柏拉图以哲学和理性的名义攻击神话和虚构，贬损诗人，哲学就开始彻底丧失了医疗保健作用。“哲学家这时是文化的毒药。”5 为此，尼采对于重建治疗哲学情有独钟，在《艰难时代的哲学》大纲的第一部分又提出“治疗哲学”的概念，并且激奋的写到：我们现在求助于医生的精神和智力紊乱，在古时侯却是求助于哲学家。今日哲学困窘之根源，就在于科学的穷追不舍。6 科学摧毁了宗教，却又假借理性的名义带来淹没一切的洪水。
就这样，尼采在失去上帝看顾的世界中向往超人和权力意志，希望凭借恢复哲学的权威来救治人性的痼疾。可是他终于敌不过“治疗”与“毒药”之间的巨大张力，带着他那充当“文化医生”的宏伟志向，不由自主地走向精神分裂，又从精神分裂走向了死亡。
当时没有哪位医生能够诊治尼采的病。一个世纪后的法国人福柯为了弄清尼采的病根，写出关于诊所和疯狂的一系列大著。7而深深地怀抱着“疗救”情结却难以摆脱心病困扰的东方医生鲁迅，也在尼采的狂言疯语中找到强烈的认同之缘。
1912年，一部题为《重新感受和评价：论文化的病理学》的德文著作问世了，作者舍勒尔用“文化病理学”（Pathologie der Kultur）这样的组合术语预示着某种现代疾患的来临，同时也已经把“病理”的问题从医学的狭隘领地中拓展开来。按照医家流行的说法，任何确认“病”的诊断都包含治疗的意向。而对于文化之疾患，显然不能照搬一般意义上的诊疗技术。
弗洛伊德及其所开创的精神分析学是20世纪思想史上最重要也最多争议的一笔遗产。精神分析将远古巫医、后代哲学家和文学家所承担的“语言治疗”任务接管下来，并且使之发展成为专业化极强的精神医学体系，让克尔凯戈尔、尼采等人面对的文化病理问题还原为诊所中的个体无意识诊疗病例，从患者的梦境、幻觉、呓语中去捕捉富有意蕴的象征，籍此发掘个人童年的心理挫折，找出致病根源，再用催眠、暗示、疏导、宣泄诸方法加以疗治。弗洛伊德并不认为他本人是无意识心理的发现者，而是将这一荣耀归功于以往的文学艺术家，这就给“文学治疗”的命题留下了广阔的探讨空间，给整个20世纪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带来深远的影响。
自弗洛伊德以来，深层心理学的拓展使治疗的现代主题分解为个人诊疗和社会文化诊疗两大趋向，二者之间虽有互动，但各自的发展轨迹却是泾渭分明的。前者多为职业医生的世袭领地，后者则催生出一批不挂牌的“医师”，海德格尔便是一个代表。
海德格尔试图恢复早自古希腊时代就被哲学家们断送了的那种未遭逻辑理性戕害的精神生活方式，并且有针对性地把这种方式称为“诗意地栖居”。这位敏锐而深沉的哲人一方面尖锐地批判科技理性与传统哲学理性的合谋及其对“存在”的遮蔽和遗忘，另一方面又醉心于以荷尔德林为代表的诗性智慧的世界，坚信能够从中找回存在的生命之声。海德格尔在逻辑语言与诗性语言之间的取舍，完全基于他对现代人精神生存状态的诊断，因而带有鲜明的疗救动机。他本人也因此成为文学治疗的主治医师，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尼采未能兑现的“作为文化医生的哲学家”。
和海德格尔同样对社会和时代的痼疾做出明确诊断的，还有德国人哈贝马斯。不过他所给出的现代人性疗治方案不仅局限于语言方面，而是着眼于“交往与社会进化”的更大视野，因而显得更加宏大，更具有综合性。哈贝马斯试图将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皮亚杰等人的理论兴趣统合起来，针对晚期资本主义或后现代社会的病态发展，提出一套对“剥削压迫”概念进行区分的诊断标准：
很显然，根据下列情形作出区分是可能的：肉体损害（饥饿、疲乏、疾病）、个体损害（贬黜、奴役、恐惧）、精神绝望（孤独、空虚）。反过来讲，所有这一切又都有各种各样的希望相应：身体强壮与安全、自由和尊严、幸福与充实。8
哈贝马斯从交往障碍方面寻找文化病态的根源，并把疗治的希望寄托于社会性的系统工程，在其中，文学艺术家将和科学家、教育工作者、心理学家、医生等一样担负起共同责任。“ 如果后现代社会来临，就象它在今天从各种角度被想象的那样，将被科学和教育系统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所表征。……而同时处于增长之中的社会反常行为（和冷漠忧郁症）则可能唤起涉及动机控制的新的调整。届时，某种新的组织核心也许将环绕着一种新的组织原则而出现，它是一种这样的组织核心，在其中，公共教育、社会福利、自主化惩罚以及精神疾病的治疗方法等要素都将被合而为一。”9 不言而喻，此种“合一”式的救治方案使文学在社会交往系统中的地位和功能得以重新界定，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其对抗“个体损害”和“精神绝望”的疗效究竟如何，理据又何在？
在19世纪，是哲学取代宗教，直接面对“文化医生”的呼唤。20世纪，“哲学[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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