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文学治疗的原理及实践 |
 |
时间：2009-8-8 16:51:20 来源：不详
|
|
|
的死亡”或“哲学的终结”一类说法已经屡见不鲜。诊断和治疗社会文化之 痼疾和个体心理障碍的重任又有了明确转向文学的迹象。“文艺取代宗教”、“为艺术而艺术”、“唯美主义”一类口号便是对这场精神职能转移的公开呼应。
下文将以两位率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东方作家为例，初步讨论文学治疗的两种可能性（治疗他人与治疗自己）。
泰戈尔，这位名满天下的近代大诗人，是以1913年诺贝尔获奖作《吉檀迦利》而知名于世的。这部诗集之所以能在西方大受欢迎，正因为它所发出的天国般的声音对于刚刚经历了世界大战浩劫、对西方文化前景感到绝望的民众心灵起到了巨大的抚慰和疗救作用。罗曼·罗兰在1923年写给泰戈尔的一封信中说：“印度的灵魂，您的光辉思想…就是它的体现--是我的祖国，它更加广阔，我被疯狂的欧洲捆伤了的手脚在这里舒展开了。”. 可见文学作品对于他人具有明显的精神治疗功效，这种功效如同宗教信仰，具有跨文化传播的潜在能量。
进一步的考察可以发现，《吉檀迦利》的字面义是“颂神诗”，它以向神的诉求为外观表象，表达的却是诗人对美和自由的信仰与追求 10。这部诗集是泰戈尔在现实挫折和精神极度苦闷的情形下创作的，它本身就是艺术代替宗教实现自我治疗的标本。其第2 首写道：
我生命中一切的凝涩与矛盾融化成一片甜柔的谐音-- 我的赞颂象一只欢乐的鸟，振翅飞越海洋。
我知道你喜欢我的歌唱。我知道只因为我是一个歌者，才能走到你的面前。
我用我的歌曲的远伸的翅梢，触到了你的双脚，那是我从来不敢想望触到的。
在歌唱中陶醉，我忘了自己，你本是我的主人，我却称你为朋友。11
很显然，一个歌者心中的主人正是美和自由创造之神。创作活动即可视为与神合一的体验，它能够消除心理障碍，解脱灵魂，获得审美快感。如第65首所云：
我的上帝，从我满溢的生命之杯中，你要饮什么样的圣酒呢？通过我的眼睛，来观看你自己的创造物，站在我的耳门上，来静听你自己的永恒的谐音，我的诗人，这是你的快乐吗？你的世界在我的心灵里织上字句，你的快乐又给他们加上音乐。你把自己在梦中交给了我，又通过我来感觉你自己的完满的甜柔。
出于这种审美愉悦的高峰体验，泰戈尔在《一个艺术家的宗教观》中，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之争提出他的看法：“如果一个人弃绝欢乐的欲念，把欢乐变成仅仅是求知和行善，其原因必然是他已失去他的青春年华和健康，从而失去感觉欢乐的能力，这是一个普遍的饿真理。古印度的修辞学家们毫不踌躇地说，享乐是文学的灵魂---享乐是公正无私的。”12
文学能够给灵魂带来欢乐，因为它通过虚构和幻想足以唤起对抗精神疾患的力量。继泰戈尔之后第二个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东方作家川端康成，就是一位把文学视为第一生命的自我疗救者。这位两岁丧父、三岁丧母、七岁丧祖母、十六岁丧祖父的病弱孤儿，从小在死神召唤的阴影之中挣扎。如果不是选择了文学世界作为灵魂归宿，很难说他是否能够活到古稀之年。其《文学自叙传》明确表达的创作观是：“我对于现实，既不想弄懂，也无意于接近。我只求云游于虚幻的梦境。”可以说云游幻境的艺术创作，是他排解孤儿情感、抵抗精神绝望的唯一有效的寄托。
宛如残烛的火焰，行将完蛋了的血果然燃了起来，这就是作家吧。13
这种具有自我心理疗救意义的创作观，同我们非常熟悉的“文以载道”说或现实主义说相去甚远，却与钟嵘《诗品序》所云“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的观点较为接近，可以进行挫折心理学方面的分析和阐发。对于屈原、李贺、蒲松龄、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类精神创伤深刻的作家大致均可作如是观。
川端的文学幻游始于《伊豆的舞女》中清纯的少男少女之恋，经过《雪国》式的中年艳遇，发展到《千鹤》和《山之音》中的乱伦冲动，最后陷入《睡美人》《独臂》一类的老年性变态幻想而不能自拔。这时获得举世瞩目的诺贝尔奖，对他来说不是福而是祸。果然，川端在获奖之后表现得江郎才尽，过了三年干脆自杀了。可以说，意外的获奖打断了他幻想自疗的流程：一个被公共传媒所追踪、受到世界文坛巨大期待的作家，又怎能继续用小说来编织他潜意识中的性变态幻想呢？14
总之，川端之死不妨看作文学治疗意外终止的结果。反过来说，正象气功可以治病也可以伤身，川端的幻游治疗也难免有走火入魔之嫌。他的病案既表明文学治疗的可能性，又标示出此种治疗的限度和负面效应。川端无法克服幻游治疗与走火入魔之间的矛盾，有如尼采不能最终摆脱药与毒之间的张力。
正象病人总是不承认自己的病症，心理受挫的作家也多半意识不到自己从事写作的潜在病理学因素。象川端这样公开表明幻游欲望的作家只是少数，更多的人不由自主地被倾诉或写作的冲动牵着走。
出身医生之家的法国小说家福楼拜，有一天坐在桌前四小时没有写出一句，涂去了一百行。他在书信中抱怨道：“这种工作真难！艺术！艺术！你究竟是什么恶魔，要咀嚼我们的心血呢？为着什么呢？”15 这一激愤质询中涉及对文艺功能的寻根究底式的连锁诘问：“是什么”和“为着什么”。
罗兰·巴特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解释说，在福楼拜看来, 资产阶级地位是一种无法治愈的积极吧疾病, 它纠缠着作家, 而作家只有头脑清醒地承受它才能治疗它, 这是一种悲剧情感的特征。16 关于文学疗效的一般原理，巴特认为，写作是一种言语活动的乌托邦：“是一种乞望字词之快乐的想象力，它疾快地向一种梦想的言语活动发展，表现出一种新亚当世界的完美。”17 这一观点与前述泰戈尔的见解不谋而合，也适用于解释川端康成一类作家的创作。关于文学写作所包含的自我诊断的原理，巴特是这样看的：作者能够通过语言的创作来再现自己的妄想，也就是当面看到那种分裂、割开自我的力量如何发挥作用。巴特在另外的地方还曾把语言的这种治疗功用比拟为“顺势疗法”，即针对恋人被言语魔鬼所支配后的病症，用代替来驱除魔词。从这一意义上，巴特说“法语词汇是一种名副其实的药典”。更确切的讲，药品和毒品本是一家，词语一方面可以充当药物，另一方面又可用为毒物。18 这一说法正可借来对川端康成的自杀之谜作出深层解释，并且促使我们对驱魔与入魔的转化关联及度的把握给予更多的关注。
利奥塔在其《后现代状态》一书中，从语言游戏的角度看待文学，同样得出了文学具有满足快感的功能之结论：“人们可以为了发明的快乐而玩一下：大众口语或文学所从事的语言骚扰工作中，除此之外又有什么呢？不断地发明句式、词汇和意义，这在言语层面上促进语言的发展，并且带来巨大的快乐。”19 泰戈尔、罗兰。巴特、利奥塔等人不约而同地强调的快乐，究竟该如何看待呢？
阿恩海姆从心理学家的立场审视快感的产生，认为快感本身并不提供任何说明，“因为愉悦不是别的，只是有机生命物的某些需要得到了满足的信号。”20 我们顺着这一思路追问下去，自然有了根本性的问题：人作为有机生命物中最复杂精微的一种，如果文学活动对于他的生命--精神的生存生态来说是不可或缺的，那么文学究竟能满足其那些高级的需要呢？
初步的归纳可有如下五个方面，并分别与某种已有的文学理论构成对应：
1 。符号（语言）游戏的需要（维特根斯坦、利奥塔等的语言游戏说、文学游戏说）
2 。幻想补偿的需要（弗洛伊德的艺术白日梦说、霍兰德的防御置换说）
3 。排解释放压抑和紧张的需要（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荣格的原形说）
4 。自我确证的需要（布鲁东等的超现实主义说、拉康的镜象阶段说）
5 。自我陶醉的需要（柏拉图的迷狂说、巴赫金的狂欢化说）
对于个人而言，这五个方面的需要当然不是截然分离的，而是相互交织、相互作用。不过在不同的人那里会有不同的侧重。正是这些内在需要的确定为文学的治疗作用提供了精神生态上的依据，并且和倾诉、忏悔、幻游、狂想的冲动一起，激荡在每一个体的无意识与意识之间。五种内在需求的存在又可以为各种与之相应的文学观找到生理- 心理的基础，这有助于从文化整合高度去反思文学现象的所以然。
三、作者和医生之间的转换与互动
如果我们对文学史上重要作家的职业背景和健康状况作一个粗略的扫描，就不难看出：有相当一批作家在从事文学创作的前后与医生的职业有关--- 或生于医者家庭或自己做过大夫，象福楼拜、契柯夫、鲁迅；又有更多一批作家本人就是患者。惟其如此，疾病和疗救的主题成为仅次于爱与死的文学永恒主题。离开了医疗传统的背景知识，无论是《红楼梦》还是《狂人日记》都难以得到很好的理解。好在这两个方面都已累积了不少研究成果，如前一方面，有西吉里斯特的《文学艺术与医学》，恩格尔哈德的《近代医学与文学---观点和角度》；后一方面，有德国学者波兰特的《文学与疾病》和精神医师汉斯。普林兹翁的《精神病人的创作对心理学和病理学的贡献》、美国批评家特里林的《艺术家与精神病》等名作。这里仅举出文艺学和医学领域中几位当代著名人物的见解，探讨文学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