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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实践路径与普世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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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1: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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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使社会实际政治的车轮沿着“天意”的轨道运行。因为，在君主道德品性修养比较好，真正有顺承“天意”的诚心而造福天下百姓的条件下，“天意”的最终贯彻还必须依靠他下面庞大的执行系统即官僚系统来进行。按照前述儒家思想代表的设想，官僚系统的具体构成分子都应该是通过修身养性而形成的君子，他们跻身于官员队伍之中，能够以“忠君爱民”为己任，充当执行“天意”的工具。与上述君主作为人与“天意”之间的矛盾类似，充当“天意”执行工具的大大小小的官僚们，依然是人，有着人的利、情、欲。这决定了他们在实际的政治行为中必然偏离或者背离“天意”的要求。儒家思想代表也看到了这种情况的存在。对此，他们给出的解决途径是通过君主予以克服和纠正，从而将整个执行系统控制在符合“天意”的轨道。但是，君主能够实现这种控制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君主要有效地实现这种控制，就必须准确地掌握执行系统中每个构成分子或者子系统的各方面信息并且作出正确的判断，他要获得这种信息，仍然必须依靠这个执行系统的人员来进行，他获得的信息是否真实可靠，又取决于向他提供信息的人员是否对他忠贞不二，这又回到了问题的起点，实际上陷入了死循环。因为，要了解某一构成分子或执行子系统的信息，需要从另外的构成分子或子系统那里去获得这种信息。但另外的构成分子或子系统是否能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又是一个需要证明的问题，那又必须从其他构成分子或子系统那里去求证。这样推演下去，就必然地形成一个环节众多的信息求证链，而最终还是避免不了节点间的互证。假设以X代替君主下属的构执行系统，用N来表示该系统所包含的构成元素（所谓元素可以是单个分子也可以是子系统）的个数。那么形成的信息求证链则为：X1 ← X2 ← X 3 ← X 4 ← X5…XN ← X1 。“←”表示证明，X1是系统X的构成元素，它的真伪需要元素X2或者X 3或者XN来证明，但最后总有一个元素又必须靠X1来证明其真伪，这样实际上就成了循环证明。因此，在这一求证链上，要么每一节点都是真实可信的，不需要证明，要么，只要有一个是不可信，不真实的，就无法通过这一系统本身的元素来证明其中到底是哪一个为真，哪一个为伪，君主要了解其属下执行系统中构成分子行为状况的真伪，必须从系统外部去进行求证，其可能的方法一是直接去考察、核实和验证有关构成分子的行为所产生的客体（假定都会产生），再就是从其行为作用的对象即社会大众那里去获得取信息，这样一来，他就要事必躬亲，但其时间、精力、活动范围都是有限的，这在根本上是不可能的。因此，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前提下，仅仅从信息的获取和确认其真实性的角度来讲，执行系统必然地具有不可控性，这决定了君主无法保证他所依靠的执行系统中的构成元素是“天意”的忠实执行者，从而也就决定了他无法控制其执行系统在“天意”的轨道上运行。
因为这些矛盾，作为“天意”化身的君主及其官僚系统便必然地要突破“天意”的限制而走上背离“天意”的轨道，虽然一些主张“天命论”的思想家也看到了这一问题的存在，但他们开出的药方是所谓“天谴”、“天罚”，没有在制度路径上进行思考和设计出有效的方法来克服和纠正这种背离倾向的发生，社会现实政治的车轮不仅可以开上背离“天意”的轨道，而且能够畅行无阻。因此，我们看到了在这些矛盾的作用下，中国古代政治实践中上演的一幕幕背离“天意”的闹剧、悲剧和惨剧。当封建君主作为人要突破“天意”的限制而恣意于私情私欲时，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必然是整个官僚系统从上到下就是一个“逆天行事”的腐 败共同体，因为“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即使有那么几个还想上承“天意”，下顺民情的，早晚要会排挤出局。当封建君主的智识和能力、心理素质不能满足“天意”需要的全智全能和高度理性时，整个官僚系统乃至整个社会所能感受到的是 “天意从来高难测” 、“伴君如伴虎”，这时的社会政治便会呈现出按思维难以想象、难以理解、荒谬绝伦的黑暗和混乱。因为这时的君主不是因为智识不足而误判误断，圣断乖张，就是一个因为怀疑、恐惧、自尊、自信过度而成的变态狂，他所要表现的“天意”在根本上就不可能预测。当封建君主本身的条件与实施“天意”的要求接近时，因为下属官僚系统的不可控性，这时便是所谓“天高皇帝远”，“真命天子”虽然高居于上，但整个社会仍然免不了贪官遍地，暴吏横行。这些因素在多数的时候并不是单独存在，往往是交相混合，极其复杂。多种多样的因素扭结在一起而演化出来的现实政治剧极其令人眼花瞭乱，极其复杂，极其惨烈，也就是人们所看到的中国历史上与“天意”、人道、人 权、人性背反的社会政治的现实。如明朝嘉靖皇帝与严嵩和其他一些官员的关系，就十分典型地表现了这种情况。严嵩因为深得嘉靖皇帝的宠爱，搬权弄政，气焰蔽天，权倾朝野。为了揭露严嵩的罪行，一批批官吏却挺身而出，从嘉靖十六年到四十二年中，众多的监察御史和给事中不断上疏弹劾，但一个个却如飞蛾扑火，不断遭受重创。嘉靖二十四年，御史何维柏疏劾严嵩贪罪，将他比做唐朝奸相李林甫，并直言严嵩推荐方士为皇上炼丹纯属邪路邀宠。嘉靖闻之，大为恼怒，不但严嵩毫发未损，反而下令将何维柏逮捕治罪。嘉靖三十一年，御史王宗茂冒死上疏，历数严嵩八大罪状，恳请皇上严惩国贼。又遭到嘉靖的厌恶，他认为王宗茂是“诬诋大臣”，将他贬为县宰。严嵩借机又剥夺了王宗茂父亲的官职，致使其父含愤而死。紧接着，嘉靖三十二年、三十七年御史赵锦，刑科给事中吴时来纷纷弹劾严嵩，但得到的不是严刑拷打，削籍为民，就是逮捕入狱，充军流放。直到严嵩八十岁时，人渐混沌，处理朝政，奏对不当，才渐渐失去了皇上的恩宠。加上御史的不断上疏，经过二十六年的不断努力，嘉靖四十二年，嘉靖下令将严嵩的儿子处死，将严嵩削籍为民，籍没家产。喧嚣数十载的严氏父子的丑恶势力，才告土崩瓦解。这其间，既有嘉靖皇帝的私心私欲在起作用，也有其心理素质的影响，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嘉靖皇帝根本就无法区分到底谁是真谁是假。
三、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具有先进文化特性和普世价值
（一）儒家思想的仁政思想不是专 制主义制度的思想基础
第一，专 制主义统治者打着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作旗号来实施其统治恰好说明其先进性。从前面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可以看出，儒家学派思想家的出发点并不是要为统治者提供思想武器，它在实践上最终导致专 制主义的也不是有关核心价值的这部分内容。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历史上绝大多数的封建专 制主义统治者确实是打着儒家思想的招牌来实施其统治的，而最具有“招牌” 作用，即对普通民众特别具有“欺骗”性的是其核心价值中的“仁政”、“德政”思想。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人们在近代反思中国文化时，认为儒家思想是封建专 制主义的思想基础，把儒家思想等同于专 制主义。这是一种缺乏分析，似是而非的看法。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成为对普通民众最具有“欺骗”作用的招牌，不是因为它的专 制主义性质，而是恰恰相反，它在根本上与专 制主义是对立的。人们要质疑的是，既然与专 制主义在根本上是对立的，那中国历史上的专 制主义统治者，除个别的以外，为什么都以它为招牌来实施自己的统治。不错，这是历史的事实。但历史的这一事实恰恰说明它的民 主性、先进性。历史上大大小小的专 制主义统治者一方面用它来作装饰和门面，另一方面在实际上对它进行着践踏和蹂躏，这与骗子们经常高喊诚信的口号去干骗人的欺诈勾当是一样的，骗子们的行为是对诚信的亵渎和沾污，但它从反面证明着诚信的价值和意义。难道因为有许许多多的骗子打着诚信的旗号行骗，就能够说诚信是骗子的思想基础吗？不正好说明诚信与欺诈刚好相反吗？在现代社会，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在骨子眼里要实施独 裁专 制统治的独 裁者，他们却要扯起民 主的大旗来作装饰，而在实际上却把民 主践踏得惨不忍睹，难道又能够因此而得出结论说民 主就是独 裁者的思想武器吗？因此，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被专 制主义统治者用来作装饰这一历史现象本身正好说明它包含着民 主性、人民性，是整个社会和普通民众所需要的，这正是它的生命力之所在。因为如此，所以它始终是历史上仁人志士们的努力方向和追求目标，也为普通民众所祈求和向往。
第二，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使专 制主义统治具有某种约束和限度。从根本上来讲，虽然专 制主义统治者只是想把儒家思想作招牌，但是其中也有一些人力图在某种程度上使其得到实现，也试图把封建官僚系统约束在“天意”的轨道之内。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总体来看，因为有这种约束，专 制主义的统治在很多的时候才没有达到极端的程度。对此，将用不用这块招牌、有没有这块招牌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统治者进行对比，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短命的大秦王朝，是彻底地将这块招牌抛弃在一边的，其专 制性也因此而趋向极端化。人们所熟知的贞观之治，就是因为当时的统治者唐太宗认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自身，犹割股而啖腹，腹饱而身毙。” 因此，在这一时期，儒家思想的招牌能够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专 制主义统治的专 制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对社会带来的祸害也相对要小一些。 儒家思想核心价值这块招牌被打出和重视的时候，专 制主义制度的专 制性受到抑制，而没有这块招牌的时候却趋向极端化，不正好说明它是专 制主义的对立物而不是专 制主义的思想基础吗？类似的情况对比，并不止于秦朝和贞观时期，只要稍微多了解一下中国历史，在儒家思想的招牌被抛弃的时候，便是专 制主义制度的专 制性极度地膨胀，也是社会政治极度黑暗、灾难极其深重的时候。
第三，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是最终使专 制主义被消灭和埋葬的重要条件。有一种观点认为，儒家思想对专 制主义制度的装饰是对人民群众的欺骗，革命意志被麻痹，使封建专 制主义制度得以长期存在。这种观点包含的“革命”逻辑是“暴政”比“仁政”要好，好就好在“暴政”的结果必然地要加重对人民群众的压迫和剥削，可以使人民群众认清统治阶级的本质而迅速起来革命，从而推翻他们的统治。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这种观点曾经被人们普遍地认可和接受。看起来，这种观点似乎有道理，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它极其荒谬。如果统治者不利用“仁义道德”进行“欺骗”，“革命”是永远不能成功的。要将旧制度彻底埋葬，最终取得革命的决定性胜利，必须要有新的经济基础形成，如果没有新基础的形成，革命后不可能建立起一种真正能使革命者彻底解放的新制度，换言之，革命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胜利。这样一来，按照“革命逻辑”，历史就不得不陷入了死循环。因为，按照这种逻辑，统治阶级施行“暴政”、“苛政”，人民群众起来革命，但因为没有新的经济基础的形成，革命后只能更换政权构成要素而不能从根本上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国家机器的具体组成人员全部更换，如刘邦代替嬴政，萧何代替李斯，如此类推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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