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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实践路径与普世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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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1: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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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原来的亭长位置由张邦李邦等代替，但国家机器的性质、社会结构一如革命之前。紧接着下来，新一轮暴政开始，再紧接下来又是新的一场革命，接着又是新一轮暴政，新的一场革命……。暴政实施，社会无法发展生产力，而与革命伴随的是对社会既有经济文化的巨大破坏（因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剧烈行动”）。这样，社会经济文化也就谈不上发展，更无法进行社会财富的积累，只能停留在原有水平上，甚至原有水平也难以保持。那么，新制度也就永远没有建立的基础，革命也就必然地永无最终胜利之日。因此，按照“革命逻辑”能够看到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就必然是：“暴政－革命－新的暴政－新的革命……”以至于远穷。所以，“革命逻辑”在本质上只能使社会在原地踏步而陷入死循环，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被推定为反动透顶的“仁义道德”倒是具有革命性。因为，只有用“仁义道德”来加以装饰，才能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创造必要的相对稳定的环境，从而为社会进入到新阶段奠定基础，从而使革命最终能够取得实质性胜利、专 制主义最终被埋葬。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仁政”、“德政”是使专 制主义最终被消灭的重要条件。
（二）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具有先进文化特性
文化的先进性就是表现在肯定人的价值，符合人的本性，方便人的生活，有利于人的解放，促进人的发展等问题上。所谓人的解放，一是通过对自然界认识的不断深入，人类利用自然规律的能力不断增强，从而使人类的生存方式不断得到改进，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自然界对人类的束缚减少，人类在自然界面前的自 由度增加。二是从人类社会自身制度中不断获得解放。这方面的解放就是不断地减少和消除社会阶级、阶层或其他形式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对立、压迫、不平等和权利歧视，特别是减少和消除作为社会管理系统的官僚阶层对社会大众的祸害和压迫，确立社会大众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从奴隶制度国家产生到现代民 主制国家的形成，就表现和反映了这样的历史趋势和过程。三是从愚昧状态和精神桎梏中解放出来。在古代，由于人类认识水平的限制，人们以神秘化的态度和眼光来看待威力无穷的自然界，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有神思想和宗 教。有神思想和宗 教的产生不仅使人类应有的价值在实际上被否定，而且反过来又成为在思想上压迫人类的精神力量，摆脱这种压迫成为人的解放的一项重要内容。近代的宗 教改革或宗 教革命和科学文化知识的发展与普及，就是人类在自身精神领域争取和实现这种解放的典型表现。人类在这些方面不断获得解放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推动和促进人的发展的过程，也是人的价值不断得到肯定和提升的过程。凡是在这些方面起推动、促进作用的文化就是具有先进性的文化。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充分肯定人的价值，主张顺应人的本性，合理地满足人的欲，统治者对老百姓要有“仁爱”之心 、“民为邦本”，要实施“仁政”、“德政”等内容，与文化先进性的这些特征是接近或者吻合的，是有利于推动和促进人的解放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封建社会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处于领先的地位，与儒家思想的这些核心价值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要特别指出的是，儒家的“仁政”、“德政”思想在实质上是从被统治、被压迫阶级或阶层、社会弱势群体或个体的立场出发而提出来，是为了争取和保护社会弱势成员的利益和权利。
有一种观点认为，以“仁政”、“德政”为主要内容的儒家“仁学”思想是从统治阶级的立场出发，维护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这种观点经不起推敲。如前所述，儒家“仁学”思想最为基本和核心的内涵是要求人们有友善、宽容、爱人助人之心，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对照现实生活，什么人最需要别人的友善和宽容，需要别人设身处地为其着想？当然不是处于统治和压迫地位的阶级或阶层，也不是处于强势地位的个体或群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所针对的很显然地是那些能够把自己的意志和行为强加于人的人，是那些手中握有对别人生杀予夺权力或拥有优势地位的群体和个人，它所反映的是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成员的呼声。因此，不管作为道德原则还是政治原则，儒家仁学思想的立足点和落脚点是从社会弱势群体或个体的要求和利益出发。有人仍然会认为，即使如此，儒家思想的这些口号对社会弱势群体或个体也只是一种欺骗，因为处于强势地位的社会群体或个体在实际上不可能按照这些原则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样的质疑，看似有理，实际上也很难站住脚。因为，道德或政治原则与人们的实际行为总会有距离，这是一般的社会现实。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思想家提出这些道德原则，是从实际上出发，是在社会阶级、阶层不能消灭的情况下一种有利于被压迫阶级、阶层的道德选择。与儒家“仁学”的这些政治、道德原则相反的是仇恨、狠毒、刻薄、残忍、冷酷、苛暴。试想，如果提倡和主张这样的道德和政治原则，将其理论化，认为不同阶级、阶层之间，不同社会群体或[社会成员之间就是应该狠毒、刻薄、残忍、苛暴，狠毒、刻薄、残忍、苛暴有理，人人都以此原则来处理自己与社会与他人的关系，其结果不仅是整个社会必然永无宁日，而且在永无宁日的社会状态中，灾难最大，祸害最深的肯定是被统治被压迫阶级，是社会弱势群体或个体。因为只有那些处于社会强势地位的阶级、阶层、群体、个体才有最大和更多的可能把这些“原则”变为现实行为。由此可见，儒家仁学思想在根本上是为社会弱势成员争取权利和利益而不是与此相反，它在理论上为社会弱势成员提供了道德武器，在实践上也并不完全是虚伪，对人性中狠毒、刻薄、残忍等恶的方面也有某种程的抑制，将其作为人生重要行为准则的也不乏其人。例如，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在他当彭泽县令时，曾雇请一个长工送给其子，同时写信叮嘱：“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在雇工这种社会现象不能被消灭的情况下，对于雇工来说，有点同情、关爱之心的雇主总比冷血雇主好。难道雇主们一个个都冷血，受雇佣的阶层马上就可以看清他们的本质，革命就可以成功了？因此，不管是作为道德原则还是政治原则，比那种赤裸裸地提倡“斗、斗、斗”、“杀、杀、杀”的道德哲学，不仅对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成员的直接利益，而且也对整个社会的进步都要有利得多，现实得多。
中国文化能够历经五千余年的发展而没有中断的原因就在于其核心价值具有的先进文化特性，在于其人性化、人情化倾向所具有的穿透力和生命力，在于它所具有的永恒的普世价值，它与近现代西方的人道主义思想和精神在根本上是融通和一致的。所不同的是，近代西方人道主义思想在肯定被上帝和暴君否定了的人的价值，争回人的权利的同时，找到了如何最大限度地保障人的价值和人的权利的实践路径，其特点就是着眼于对行为主体的外在约束，特别是对社会管理系统和管理系统中最高管理人员即“天子”的约束，在制度上形成强大的外在强制性约束力量。因为如此，我们看到了儒家思想所推崇和追求的“仁政”在这样的实践路径下得到了较好的实现，“民贵君轻”成为现实。可以说，中国古代儒学思想家提出了“仁政”的理想，但没有真正找到“仁政”的现实之路，而近现代西方民 主、人 权、人道思想的兴起和发展，在提出“仁政”理想的同时，找到了实现这一理想的道路。儒学思想家虽然没有能够找到实现“仁政”理想的道路，但这并不能否定其“仁政”理想本身所具有的价值。不管从历史、现实还是从未来的角度看，儒学思想的核心价值，它所包含和倡导的“仁政”，对于人类社会来说都需要的，其价值是永恒的，只要将它置于科学和更加现实的基础之上，吸收世界文明的成果，把重视行为主体的自省自觉、自我约束与外在强制紧密结合，从根本上克服其实践路径的缺陷，它必将绽放出新的光芒，对促进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发挥巨大作用乃至惠及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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