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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挤压中的艰难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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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1:3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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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要批判左翼文学运动；另一方面要防止知识分子话语对其封建专制性和各种不合理现象的揭露和抨击，所以警告胡适、查封《新月》，以国家统一所需要的民族意识排斥人的意识，以爱国主义排斥人道主义。他们竭力抢占五四以来由知识分子话语占有的市场，并与以阶级意识支撑的民间话语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从理论上讲，三民主义应该包括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等知识分子话语的中心内容，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它却是一纸空话，而民族主义则成为国家权力努力倡导的并试图用以实现文化统一的思想。统治者试图在爱国主义和传统文化的旗帜下统一民众的思想文化，甚至毫不顾及知识分子对忠君等封建文化的批判和在这种批判中形成的以自由民主和人道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文化传统。正如北洋军伐政府不顾及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而主张尊孔读经一样，三十年代的国家政治权威也没有充分考虑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的价值取向和文化态度。
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倡导者们认为，文艺的最高使命就是弘扬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
他们认为一切文学活动都应该以唤起民族意识为中心，促进民族向上发展的意志，唤起民族的情绪和斗志，鼓舞民族的自信心，而最终的目的是促进民族国家的完全独立。它体现着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对文艺的倡导，同时，也表现了部分民间的愿望（因为民间话语一直是复杂的，另一部分民间愿望更强烈地表现为打乱现存秩序而获得政权）。这是一个很值得重新研究的文艺思潮，表面上看，它好象时间不长就消声匿迹了，事实上，作为一种话语中心，它不但没有消失，而且日益强大，迅速实现着对文坛的大面积覆盖。
它成为抗战文艺的先导，从某种意识上说，抗战文艺运动显示的是民族文艺运动的胜利。
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胜利意味着国家权威话语的胜利。这与社会生活现实也是对应的，只有抗战开始之后，蒋介石才被真正拥戴为领袖，在全国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
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批判锋芒主要指向了左翼文学，在其宣言中就首先对左翼文艺运动进行批判，在其发展中也一直把左翼文艺作为斗争的对象。看一下当时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对左翼文艺运动的诘难：“亲爱的读者，大火烧上我们的眉毛了， ……在这里，我很诚意地忠告着国内的一些左翼作家，暂时且停止你们那狭仄的阶级斗争吧。用你们的全心力去创造些与民族共存亡的作品吧。在这个年头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夜，只有勇敢杀敌的进行曲才能够把握得住大众的心。不管他是哪一阶级的人，凡能忠勇卫国的都是值得我们敬爱的。……请暂养息一下你的嗓子吧，把叫黄包车夫打坐客的功夫抽出一点去放到那挽救国家的危亡的上头。”（6 ）大概不能不承认，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时候，这种诘难能够唤起一般人的认同。大概正因为这样，左联才在抗战前夕不得不自动解散。然而，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挫伤着以阶级意识为核心的民间大众文艺，却并不助长知识分子话语。它不仅反对表现着民间政治情绪的民间话语，同时也排斥以唤醒人的自觉以争取人的解放的知识分子话语。让我们看一看这样的呼唤：“……文艺作品应该是集团之下的生活表现，决不是个人有福独享的单独行动。中国人的文艺作品，应该为全体中国人所利用，决不容许众人皆浊我独清的自由思想。……现在，中国文坛上正充满了反民族主义的，传统思想的，以个人为中心思想的文艺作品，受了宣传的中国民众，因此还是一盘散沙，还是一堆堆不可以用的垃圾。中国民众没有集团的力量，在国际上没有地位，都是文艺作品所宣传出来的结果。起来，宣传，我们从事文艺作品的人，请以民族意识为中心思想而上前去努力吧！”（7 ）这声音与“革命文学运动的声音是多么相似！他们同样把文艺当作宣传工具，同样以群体主义否定个人主义。它以民族主义文学否定着人的文学，否定着知识分子话语的人的解放的目标和人本主义的立场，试图把文学统一到国家权力话语所希望的民族主义道路上。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民族主义文学所祭起的民族救亡的武器不仅打击着以阶级意识为核心的大众文艺，同时也挤迫着知识分子话语令其归顺于国家意志。因为鼓励黄包车夫打他的顾主也好，支持娜拉出走也好，在需要团结一致抵抗外侮的时候，都一样不合国家权威话语的要求。
站在知识分子话语的角度回顾这段历史，不管左翼文艺运动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是如何相互对立，我们看到的是这两派都同样排斥五四文学的启蒙主义，排斥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排斥高标人的个性的文学。它使知识分子话语处于两面夹攻的处境。
三轰轰烈烈的文学运动形成强大的理论攻势，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却不一定有优秀的成果。站在知识分子话语立场上考察这一阶段的文学，有一个现象很值得研究：两大文艺运动都搞得轰轰烈烈，但在创作上却都没有取得好的成绩。文学创作的硕果仍然结在知识分子话语之树上。
从“革命文学”运动到左翼文艺运动，出现的优秀作品的确不多，而且一开始就出现了直到后来也无法克服的公式化、概念化和标语口号化。他们的理论主张是很彻底的，实践结果却并不理想。即使那些立志要为民间大众说话的人毕竟也是与大众很不相同的知识分子，他们要很好地表现大众的声音，就必须深入生活，去努力体会大众的思想和感情，甚至要学习他们的语言。事实上，从革命文学运动到左翼文艺运动，都没有几个作家能这样做。他们的成果往往表现着与他们的理论主张很不一致的色彩，显示着创作中真实的主体与佯装的主体之间的各种矛盾。这意味着知识分子不大可能主动改造成“留声机器”，非无产阶级作家要表现无产阶级意识并不容易。没有真正大众化的知识分子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自己的声音。或者在这一时刻压抑了自己的声音，在另一时刻却又顽强地冒了出来。丁玲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显然是一种自我表现，女主人公身上明显地表现着作者的思想和心理。参加左联后，丁玲写出了表现群体生活的《水》，受到左联的赞扬。冯雪峰特意写了《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赞美她从自我小天地走向了社会，从个人主义走向了工农大众的革命道路。然而，丁玲到了延安之后写出的是《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这样的带有鲜明的知识分子话语特征的作品。丁玲当然只有再一次虚心地向人民大众学习，彻底地克服自己的知识分子立场和观点。但改造来改造去，最后还是没有避免被批判的命运。
被批判意味着还是没有改造好。丁玲的道路显示了知识分子操作大众话语的艰难。
左翼文艺运动论争搞得轰轰烈烈，创造园地却冷冷清清，它因此而在论战中一再被嘲笑。但是，由于鲁迅的扶持，毕竟还出现了一些作品。看左联那些到今天仍然没有被完全忘记的作品，却恰恰不是那些完全获得了大众意识的作品，而是那些知识分子话语精髓仍然存在的作品。柔石的《二月》，殷夫的诗，之所以有艺术魅力，不是因为它彻底放弃了知识分子的自我，而是因为它还没有能够克服作家真实的自我；不是因为他们获得了大众的思想感情和价值观念，而是因为表现了知识分子自己真实的思想情感。六十年代根据《二月》改编的电影《早春二月》受到严厉的批判，就是因为它还还没有抛弃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这种判断是正确的。它告诉我们什么是文学艺术的生命力这所在。
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同样没有出现多少佳作。他们的作品到今天已经鲜为人知。在过去几十年的文学史上，民族主义文艺当然只在讲述文艺斗争过程时作为靶子被提及，直到今天还从来没有哪一部文学史讲过其作家作品。如果说过去它是因为非文学因素而受冷落的话，现在它仍然不被重新发现却在于它本身艺术魅力的缺乏。从80年代开始，现代文学史上那些在过去因派别原因被否定的作家和作品一个个走红，他们的作品排满了书摊。有些作家的作品恰恰因为表现着不同的意识形态而销路大增。然而，直到今天还没有人炒卖《国门之战》和《黄人之血》。原因就在于印出来也没有几个人喜欢看。
如果考察这个时期的创作实际，大概人们能够取得某种共识：本时期最优秀的作品是语丝派的散文、新月派和现代派的诗、巴金、沈从文等人的小说和曹禺的戏剧。他们要么是在时代风雨中坚守五四知识分子话语精神的群体，要么是远离派别之争而无声地写作的作家，而他们的作品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仍然在创作中实践着五四知识分子话语的精神，显示着知识分子话语的光彩。
语丝派的作家倾向和风格各不相同，有的讲考古，有的谈风月，有的议论国家大事，但大都保持着五四时期形成的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和精神。鲁迅说他们大致的目标是：“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8 ），这正是五四时期《新青年》所显示的风格。《语丝》发刊词提倡的是“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周作人在《答伏园论“语丝文体”》中说“不用别人的钱，不说别人的话”。看来，他们对这句话相当看重，因为在《论语》出版时发表的“同人戒条” 中仍然是“不拿别人的钱，不说他人的话”，“不附庸风雅，更不附庸权贵”。他们始终认为文学是个人的，无法使自己放弃自我而表现抽象的民族或阶级的意识。这一点在侍桁等介入革命文学论争时的议论中也可以看到。他们在创作上仍然追求着个性的表现，仍然坚持着对旧思想、旧道德和旧文化的批判，致力于思想启蒙工作。周作人在编自己的散文《雨天的书》时说自己发现自己原来是道德家，原因是文章写来写去，大多都在批判旧道德。而这正是五四新文学留下来的传统。林语堂主张“独抒性灵”，这“性灵”就是自我，就是解放了的个性。他主张写“自己见到之景，自己心头之情，自己领会之事”（《记性灵》），要求文章的“真知灼见，亲感至诚”（《论文》）。事实上在强调着自己的话语权。人们对他的幽默多有非议，但如果把它看作为保卫五四之后觉醒的自我而采用的一种“自卫的聪明”，那是不应该受到太多的非议的。
徐志摩等人的诗不必多说。新月派的态度无论多么复杂，其知识分子话语立场是非常鲜明的。徐志摩和稍后出现的戴望舒的诗毫无疑问是知识分子话语在诗歌创作中的典范之作。他们都往往陷入痛苦和惆怅的抒写，但那正是一个觉醒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的氛围中的真感受和真声音。重要的是诗情之中没有掺假，没有戴了面具的呼叫和歌唱。而且，如果我们深入地考察他们所抒写的痛苦情绪的深层内涵，就不难发现，那正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所建立的理想不能够实现而产生的痛苦的诗化反映。他们的诗也因此而具有了文化标本的意义。论及新月派和《现代》派的诗作，不能不同时注意他们的批评。
——梁实秋与“第三种人”苏汶。他们与左翼文学阵营发生的关于人性论的论战无须多叙，捍卫人性论和批判人性论是一个根本的分野。作为人的文学的五四新文学基础就是人本主义，就是人性论。虽然他们的人性论已经不完全等同于五四时期的人性论，但这种坚持仍然显示着他们对人的一种关注。他们不同意左联所宣扬的阶级论的观点，认为文学表现的应该是普遍的人性，而不应该仅仅着眼于第四阶级；认为文学本来就不是大多数人的，对文学的大众化表示反感。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对五四知识分子话语的一种捍卫。鲁迅称梁实秋为“丧家的”“乏走狗”，充分显示了他的见解之深刻，因为梁实秋们的确没有依附于哪一个主子身上。梁实秋与鲁迅，虽然在激烈论争，但一个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个是勉强被认可的“同路人”，之所以无论做“战士”还是做“走狗”都不完全合格，就在于他们的知识分子话语立场。
巴金的小说毫无疑问显示着作者对五四精神的继承。他不是五四文学运动的过来人，也很少引起轰动效应的宣言，他默默地工作着，却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立场而不被东西南北风吹得东倒西歪。他在《写作生活底回顾》一文中曾经说过：“我的作品无论笔调怎样不同，而那贯穿全篇的基本思想却是一致的。自从我知道执笔以来我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社会的进化和人性的发展的人为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努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这是对五四知识分子话语的一种多么坚定而执着的坚守！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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