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双重挤压中的艰难发展 |
 |
时间：2009-8-8 16:51:38 来源：不详
|
|
|
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第一个辉煌的时期。在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实践中，知识分子话语不仅得以建立，而且确立了文坛的中心地位。但是，诞生于传统与现代交汇点上的知识分子话语一开始注定了无法摆脱种种困境。就外部而言，由于知识分子话语的现代精神特质，注定了它必然面临着各种尖锐而复杂的矛盾：一、现代知识分子话语呼唤人的解放，坚持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反抗传统，反抗权威，并揭露黑暗，唤醒民众反抗压迫和奴役，因而受到国家权威话语的抵制。二、现代知识分子话语致力于现代化，反对旧道德，反对旧文化，揭露和批判国民的落后与愚昧，因而，受到民间大众的抵制和拒绝。在整个20世纪文学的发展中，这三种话语在相互斗争和联合中矛盾运动着。就内部而言，五四知识分子话语自身也存在种种潜在的矛盾和危机：一、五四文学革命从根本上说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一次大革命，但革命本身却明显地带有浓重的民间色彩，表现了对于民间的特殊热情。就五四新文化阵营的领袖们来说，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创建的现代知识分子话语与民间大众话语的矛盾。所以，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等文学革命纲领中，都留下了民间话语生长的广阔空间。创作中平民生活题材和白话俚语的采用，以及研究中通俗文学史的撰写和民歌的搜集，都打开了文学与民间文化的通路，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二、由于民族所面对的国际处境，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也不能不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给予特别的关注，在致力于思想文化启蒙的同时关心救亡，在致力于人的解放的同时关心民族的解放。我们习惯于把现代文学概括为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如果借用这种概括的话，知识分子话语的核心内容是反封建（当然不完全吻合），可是，由于民族的命运问题，它不能不同时致力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建立民族国家的目的。这就给文学提供了发展的又一种可能。三、任何一种运动都有盲目追随者。他们虽然参与新文学运动，却没有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自觉和理论准备，甚至只因为新文化运动的某一点适应了他的需要而欣然相随，感情冲动，盲目地高喊几句个性解放、恋爱自由之类的口号，对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并不理解。这种参与者一有风吹草动，很容易叛逃而去，今是昨非，另觅新途。这种力量对运动成果有着特别的颠覆作用。
由于以上种种潜在的原因，加之社会发展的外在因素，五四高潮过去之后，现代知识分子话语开始受到种种怀疑和冲击，走上了艰难的发展之路。
一冲击首先来自走向民间大众的倾向。由于新的社会思潮兴起，一些知识分子把目光投向民间和大众，继而纷纷从书斋走向街头，参加群众运动，或者直接到广州参加革命。 这种活动使他们进一步看到了民间的力量，因而在文学活动中开始了民间大众话语空间的建立。
在这一方面，创造社的转向毫无疑问是一个典型的事件。在五四高潮中，创造社是以表现自我、张扬个性著称的。然而，在五四高潮过去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却很快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转变的开始是由表现自我到表现社会、由主张抒情到主张描写现实。
但是，与关注苦难人生相伴随的却是对自己在五四高潮中粗略接受的个性主义等观念的清算。清算的结果是对青年发出了新的呼唤：“青年！青年！我们现在处的环境是这样，处的时代是这样；你不为文学家则已，你们既要矢志为文学家，那你们赶快要把神经的弦索扣紧起来，赶快把时代的精神提着。我希望你们成为一个革命的文学家，不希望你们成为一个时代的落伍者。这也并不是在替你们打算，这是在替我们全体的民众打算。
彻底的个人的自由，在现在的制度之下也是求不到的；你们不要以为多饮得几杯酒，便是什么浪漫的精神；多诌得几句歪诗，便是什么天才的作者。你们要把自己的生活坚实起来，你们要把文艺的主潮认定！你们应该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你们要晓得我们所要求的文学，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我们的要求已经和世界的要求是一致，他们昭告着我们，我们努力着向前猛进！“（1）到1928年，创造社成员纷纷发表文章，认定个人主义的文艺已经过时，继之而起的将是无产阶级的文艺，因此要”以农工大众作我们的对象“，”努力获得阶级意识“，并且在语言上”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去创造无产阶级的文学。（2）作为五四文坛上一个颇有实力和影响的社团，创造社最先表现了一种背离知识分子话语而投向民间话语的倾向。
无须深入考察就可以发现，他们虽然大谈阶级斗争，但对于阶级斗争并不甚明了，虽然强调获得大众的意识，表现出来的却仍然只是年轻人浮躁的热情。经过大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我们终于清楚，知识分子要获得大众的意识从而创造真正属于大众的文学是不容易的。其实，这一点鲁迅当时就看得清楚：“上海的文界今年是恭迎无产阶级文学使者，沸沸扬扬，说是要来了。问问黄包车夫，车夫说并未派遣。这车夫的本阶级意识形态不行，早被别阶级弄歪曲了罢。另外有人把握着，但不一定是工人。于是只好在大屋子里寻，在客店里寻，在洋人家里寻，在书铺子里寻，在咖啡馆里寻……。”（3）
然而，鲁迅讽刺的是他们不能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发出他们的声音，这并不影响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表现所谓“无产阶级意识”的努力。正如鲁迅所看到的，宣言代表无产阶级者往往本人并不是无产阶级。真正的无产阶级却往往被宣布不具有无产阶级意识。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荒诞。然而，正是它使得这些知识分子自命大众的代言人而理直气壮。事实上，在整个20世纪文学中真正的民间大众话语也极为少见，因为劳动大众还没有能力在文坛上建立自己的话语空间。第四阶级的意识也好，民间大众话语也好，都还是非大众的人们代替大众而表达的。但是，问题正在这里，既然大众的意识只存在于理念之中，自己就可以勇敢地做大众的代言人，放弃知识分子自身的话语而操作民间大众话语。
他们从个人主义走向了群体主义，从轻视大众走向崇拜大众，从人性论走向了阶级论。阶级意识的获得在新文学中并不是新鲜的，工农崇拜倾向早在五四高潮中也早已经出现，在这个问题上，创造社没有发明权，太阳社比他们要早，而更早的是刘大白、沈玄庐和戴季陶等。但创造社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他们不仅否定自我，而且否定五四新文学，否定新文学中的知识分子话语和启蒙主义。他们提出文学创作的“留声机器”论，要求作家做一台真实传达阶级意识的留声机，而不要表现自己的声音。这就从根本上要取消知识分子在创作中的主体地位。他们对五四文学革命予以全面的批判，宣判鲁迅为“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不得志的Fascite （法西斯谛）”（4 ），其后果就不仅仅是几个作家背离知识分子话语而走向民间大众话语的转向问题了。
这是对五四文学革命的一次再革命。这次再革命的主要内容就是对五四文学精神和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颠覆。从冯雪峰和周扬开始，大半个世纪的现代文学研究最不应该做的一件事就是努力抹平两者之间的裂痕。我们当然理解他们的良苦用心，这透露着他们不愿意完全否定五四的复杂心理，但是，正是这种抹平掩盖了真相，导致了对许多问题认识模糊，反倒不如象瞿秋白等人那样把未经修补的历史留给人们，使我们看到二者之间的并不相容。
继之而起的左翼文艺运动基本保持了革命文学运动的这种倾向。左联的理论纲领宣布要“站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战线上”，“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失掉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我们不能不援助并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5 ）为此，左联要求作家向劳动大众学习，实现文艺的大众化。瞿秋白在《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我们”是谁？》等一系列论文中反复强调的就是向大众学习和知识分子改造自我以适应大众。为此，他尖锐地批判知识分子作家轻视群众，只愿意做群众的先生而不愿意做群众的学生的态度。这种批评已经明显地在要求作家放弃自我，放弃真实的创作主体，放弃知识分子话语立场。当然，提倡大众文艺的人们见解并不一致。瞿秋白象创造社的革命文学运动一样，是在批判五四新文学的前提下倡导大众化的，而冯雪峰却在肯定五四新文学的前提下倡导大众化。前者对五四知识分子话语否定得相当彻底，后者为知识分子话语的存在留下了一定的空间，这正是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知识分子话语因素没有完全消失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正因为这个狭窄空间的存在，使那些不愿意从根本上否定五四的人们能够接受大众化方向，从而比较顺利地瓦解着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立场。
二在面对民间大众话语挑战的同时，知识分子话语开始受到国家权威话语的挤压。五四时期那种由于特殊政治背景所造成的国家权威话语缺席的现象在20年代末终于结束了。北伐的成功使中国出现了统一的政权。新政权必然地要求着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方向。
这种力量在文坛上的主要表现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兴起。
这是一个被我们半个世纪以来的文学史叙述筛落的文学运动。由于阶级意识的作用，20世纪的学者对这个运动一直缺少研究。教科书把它作为反面材料一语带过，而研究者即使在进入新时期之后也没有表现出兴趣。但是，无论如何，它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它与左联一样，是30年代文坛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的势力不小，影响也不算不广泛。它与左联同时成立于1930年，在上海出版着《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等刊物。南京有“开展社”、“流露社”、“长风社”、“线路社” 等社团，出版着《开展》月刊、《橄榄》月刊、《流露》月刊和《长风》半月刊。《初阳》、《黄钟》等刊物也在文坛不乏影响。采取不承认其存在和影响的方式不仅无补于事，而且影响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全面认识。把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简单地理解为国民党对左翼文艺运动的围剿之举是有背于历史真实的，把他们的成员都说成是国民党豢养的走狗也只是一种过于简单的政治评价。与左翼文艺运动的发生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一样，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发生也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应该承认，20世纪中国由于民族危机，救亡是从国家权威话语到民间话语都同样重视的主题。一些成员之所以赞同并且参与民族文艺运动，完全是出于对民族命运的关心，他们当中不乏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不乏文化保守主义者，但并不都是政府的爪牙。由于民族面临的危机，即使没有政府的支持，它的出现和发展也是必然的，因为在民族危亡之秋，人们很容易接受弘扬民族精神增长民族志气的号召。
但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出现的确意味着国家权力话语开始努力实现自身对文化的控制，意味着国家权力对与其意识形态目的不同的思想文化开始进行斗争。这大概从与之同处一条战线中的“三民主义文艺”的提倡中看得更清楚。当时的国家权威话语也是两条战线作战，一方面要限制民间话语中带有强烈反抗性的政治因素，所以它首[1] [2] [3]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