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多於矣，《周易》未失也，且又古之遗言焉。 〔朱伯昆．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28，27，28，11，24〕 　

孔子所谓“古之遗言”不是指一般的古代文献，而是特指自古流传下来的嘉言懿行。《缁衣》篇的大意是鬼神不会福佑无恒的人，由于这类人德性不纯，所以是不仁之人(不仁之人如《论语．里仁》孔子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不仁者对道德原则把握不稳，处事有时候依道德原则，有时候却会用私欲。这样的人是很难不受环境影响的。这类人既不能处贫亦不能处乐，如果他们长久处于贫约的环境便会怨天尤人，而为了脱贫，便会铤而走险；如长久处于逸乐的环境则会心生淫邪。这类人就是无恒的人。) 。至于《子路》篇引用恒卦九三爻辞，然后说“不占而已矣”，而在帛书《易传．二三子问》载孔子以“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之意为“小人知善而弗为，攻进而无止……” 〔朱伯昆．国际易学研究 ：第一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28，27，28，11，24〕，可见孔子从《周易》的卦爻辞中体会出道德的含义，这显示了孔子十分重视德性的修为。孔子勉人做有恒者，如此则不占而德福自召。孔子说：“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论语．述而》)“恒”即有自强不息的意思，是修德的重要因素。“不占而已矣”表示了以修德代替占筮。修德与否已经决定了人事的吉凶，何必占问?因此，《论语》此章应该是孔子晚年之说。

二、开辟以义理研究《易经》的新途

《周易》原本用于占筮，朱熹以《周易》为卜筮之书，实得《周易》的根本性质，而程颐《易传》，纯以义理为言，反而得孔子易学的真义。春秋时代几乎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用《周易》来占筮决疑，《左传》、《国语》中有大量例子，而孔子特别强调《周易》所涵蕴的义理，使《周易》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哲学巨著。孔子这个说《易》新传统，荀子便好好继承了，因而说“善为易者不占。”(《荀子．大略》)

孔子虽然以《周易》说德义，但不废占筮。如孔子占得贲卦，而后就“贲”的字义发义(《序卦》言：“贲者饰也”)。( 《吕氏春秋．慎行．论壹行》：孔子卜，得“贲”。孔子曰：“不吉”。子贡曰：“夫‘贲’亦好矣，何谓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贲’又何好乎?” 《说苑．反质》：孔子卦得“贲”，喟然仰而叹息，意不平。子张进，举手而问曰：“师闻‘贲’者吉卦，而叹之乎?”孔子曰：“‘贲’，非正色也，是以叹之。吾思夫质素，白当正白，黑当正黑。”“文质又何也?”“吾亦闻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宝珠不饰，何也?质有余者，不受饰也。”)帛书《易传．要》记载了孔子对占筮所持的态度：

子赣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史、巫之筮，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

孔子说百占而七十当，则占而有验是不可否定的事实，但占筮易导人于迷，这是《礼记．经解》言“《易》之失贼”的意思 ( “贼”在这里有迷信的意思。《论语．阳货》有言 “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指出好学以成其信，否则入于贼，贼义与信有关，即所谓迷信。这犹如本章言“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学，其蔽也荡”等，仁之过则愚，智之过则荡。) 。在事实面前不好否定，但又不便积极肯定，便用了“必从其多者”，即事实是如此，占筮有验便得承认它有验，但未有用上“信”与“不信”这样具有强烈价值意味的字词来回应子贡的问题，这充分反映了孔子对占筮的立场：《易》占既然是《周易》的传统，则孔子用这样的态度来看待占筮，是尊重传统的表现；但另一方面，孔子又说“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进德君子以成德为人生要事，而以修德来替代卜筮和祭祀；所谓福，并非祭祀祈福的世俗福分，而是从修德而获得的精神喜悦；至于行事则以仁义为依归，吉亦自在其中，与趋利避害无关。吉凶祸福本来是卜筮的主要结果，但孔子将利害改易为道德实践，并以此为吉为福，此中的深义是勉人努力修德而为其所当为。以修德替代卜筮，是静态的转变，不是强制性的禁止。孔子在以《易经》为占筮之书的传统下开出新说，自然会引起很多猜疑，子贡即感到十分迷惑。

子贡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繁。’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则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帛书《要》)

所谓“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繁”，是指无德或不修德的人才会事事依靠神灵的佑助，而逊于智谋的人才会不断以卜筮来决疑。由此可见，重视修德是孔子一贯的人生态度，而对占卜这个传统则采取了较为消极的观点，但亦只反对频繁的问卜，而不是反对占卜。子贡这番话反映了孔子昔日是以卜筮之书来理解《周易》的，其实这正是《周易》的根本性质，也是《易》系典籍的老传统。孔子对《周易》的负面批评，正显示了修德与《易》传统的不相容。孔子晚年说《易》，与“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繁” 的教说没有揆违，只是子贡不解孔子的易学思想而已。将勤于敬神与卜筮的行为归因于人的德行有欠与智谋不足，对古人实在有所不敬，因为卜筮与祭祀都是国家的重要事情，也是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因此，以修德作为福吉便能兼容各方面，孔子晚年之说，对《易》传统多了一份敬重。

春秋之世，《周易》主要作占筮之用，孔子不废《周易》的这个传统，亦有时而占，但另一方面孔子对《周易》的开创性研究却在观象玩辞，这对《易》传统不啻作出了根本性的变革。用《易》而不强调占筮，是离开了《易》传统，注重《周易》德性的义蕴，直把《周易》的性质改变了，孔子治《易》的魄力就这样的表现出来。子贡不了解孔子研究《周易》的新义，因而有诸多质疑：

赐闻诸夫子曰：“孙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倚于人也，而可乎”?(帛书《要》)　

子贡认定《周易》是占筮之书，而卦爻辞只是占辞，没有什么深意，因此才会对孔子不安于占筮而乐于研究《周易》卦爻辞的做法感到大惑不解，遂说孔子用奇，违背了平日教人“孙(顺) 正而行义”的道理，使人惑乱。孔子面对子贡严厉的责备，而说：

夫《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妄，惭人为而去诈。(帛书《要》)　

很清楚的，孔子在《周易》卦爻辞中体会到许多修身智慧。孔子在回答子贡的责难中表达了自己研究《周易》的心得及其预见：

《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

这是孔子研《易》及读《易》方向的说明。孔子研《易》的态度是观其义理，明达德义，这自然深化了孔子的道德形上体会。孔子开辟了寻研义理的新方向，这在当时实在是第一家，所以子贡也未能掌握到孔子的研究方向而诸多质问，但孔子对自己研究方向所产生的划时代意义是十分清楚的，所以他说自己的易学方向是与史、巫同途(同样研究《周易》)而殊归(占筮与义理之不同)的。又因为孔子在为被视为筮书的《周易》开辟价值之源，要冲破这个悠久的传统并不容易，会随时招致误解，所以说“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无论如何，孔子的研《易》对成就他的形上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虽然孔子说“述而不作” (《论 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 ) ，但究竟为《周易》 开启了言义理的方向。

三、孔子关心的形上问题——性与天道

孔子研究《周易》而提升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但孔子一直关心的是成德之事，这必然紧扣生命主体。成德是实践的事，不能空言。由实践而至的了解，是为证悟。《论语》有很多孔子证悟之言，细心体会这些章节所含蕴的意义，即可明了孔子虽因读《易》而强化了自己的形上思想，但亦可见在此之前，孔子对生命的价值已有极深的体会，并把握住仁的实义。

(一)“仁”的内在性(内在德性)的把握

由《论语》所见孔子对仁的内在性的把握，即可了解孔子的形而上思想是从他的道德实践中体会到的。这种对修德的内在体会，使孔子了解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客观的富贵，而在是否无愧于心，这是对德性生命的体会并进而把德性生命与气性生命作出价值上的判分。孔子说：

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

“朝夕”只是譬况之言，表达不重要，或价值不大的意思。“闻道”是对道有真切的体认，如此则气性生命得以提升为德性生命。生命虽然由形躯来支持，而形躯又以追逐物欲为基本诉求，但生命的价值不由物质生活的盈黜来决定；生命能焕发德性的光辉，道德人格即能挺立；德性生命的护持，远较形躯的存活为重要；生死是形躯的必经过程，但与德性生命相较，其重要性显然大为降低，所以会有“舍生取义”的道德抉择。人若在精神上把握到道(道德的形上根源)的意义并且能身体力行的时候，则形躯的死亡不足以为憾事。能把握仁的实义，亦就能把握道的实义。孔子与颜渊的对话反映了孔子对仁的深层体认：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

颜渊向孔子请教如何实践“仁”，孔子先引古志“克己复礼为仁”之言，然后解释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古志之言，是以“仁”指谓一种道德修养的态度，而孔子则点出在修身的过程中，一旦能真正做到克己复礼，便体会到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这时，宇宙万类，包括修德者自己皆在“仁体”的涵盖之中，这就是一体之仁的境界。修德者自己亦变成道德的载体，涵润在德性的光辉之中。所以，孔子不以时间长短来决定修德工夫的深浅，而是以当下把握为准。“天下归仁”明示天下间事事物物皆为“仁体”所摄受，因为事事物物皆由仁心判决其是非得失。“四勿”中的视、听是断绝外界的诱惑；言、动是规范自己身心的表现。故践仁成德是要内外双管齐下，有大决心，下大工夫，要做到“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论语．阳货》)，就是自强不息的君子，只有这样一息不懈的修德，才能化掉私欲，达到一体之仁的道德境界。

必有对生命的深度反省而后才能达至对内在德性的把握。孔子与宰我之间有关丧期长短的对话，反映了孔子对内在德性的把握。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子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孔子以父母对子女初生三年的保育期来解释丧期三年的意义，表现了报恩反本的道德思想。三年之丧不论是否真的曾普遍施行，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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