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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从阐扬幽韵到独抒性灵 —明清散文的审美现代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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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7-8 11:00: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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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好刚使气，快意恩仇”，作为一个文人的立身处世，袁宏道在所谓的抗争与消极、进取与颓废、清高与世俗之间还有很多个人的实际考虑。“大隐隐于市”的袁宏道既欣赏“山中幽韵”又不避讳对“都市声色”的喜好，它可以明目张胆地在文章中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趣味相提并论，清雅高洁的书生意气与纵情声色的携妓泛舟行为同时出现在他那篇有名的《龚惟长先生》里，这与他强调率直坦诚、尊重自我、不守束缚、不拘格套的个性一脉相承。
陈平原说过晚明的文章大多是独抒性灵，轻巧倩丽的“文人之文”，清代的文章则大多是典制庄雅，朴实大气的“学者之文”。魏禧曾经概括明人的文章是“扬以急”，而清人文章是“沉以缓”，更多的后人知道明文的尊重自我，发扬个性，独抒性灵，而对清文“文”与“学”的并重看成是义理考证，引经据典，束缚个性。其实，未必如此，重新解读清代散文大家的作品，其中有很多思想值得我们仔细研究。 “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的黄宗羲，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早年的政治抗争，晚年的闭门著述使得黄宗羲能写出波澜壮阔、元气淋漓的文章，更造就了他坚持以遗民身份著书立说，不与新朝合作的硬朗意气，这与同时代诸多改换门庭的读书人相比，确实有着主体性很强的意志和信仰。黄宗羲的文章有他个人的姿态和风韵，但这种境界与气象又不同于晚清的李蛰和袁宏道等人，更多的是源于黄宗羲易代之际的生活阅历，史学丰厚的渊博学识，深谙现实的人情世故，造就了其文章的大气而不失于深情，思想幽深而不失于风韵曲折。说到黄宗羲就不得不提到成书于1663年的《明夷待访录》，黄宗羲的民主自由思想在这本书里得到充分体现。在明清之际，君权是一个不可侵犯的神圣观念，黄宗羲以《元君》作为开篇之作，借以伯夷、叔齐的典故阐释了“昏君”在位之际受到外族诛灭是合情合理的事情，同时指责、嘲笑那些死守君臣之义的儒生之流面对天下“视之如寇仇”的昏君无所适从的言行。孟子“民贵君轻”民主思想在黄宗羲的文章里充分体现出来，虽然这种反对王权独尊的思想是希望有更好的圣君贤相来取代昏君，是不同于我们现代的民主思想，但是在那个时代作为朝廷命官的黄宗羲能够看到并且敢于直言，这已经是难能可贵的精神了。再看黄宗羲晚年所作的另外一本小书《思旧录》，这是一本追忆文体的小书，“余少逢患难，故出而郊游最早，其一段交情，不可磨灭者，追忆而志之”。书中所追忆的友人有抗清名将张煌言，晚明隐士陈继儒，才气横溢的张溥，经史渊博的钱谦益，对这些人的追忆黄宗羲并没有一味地用尽赞美之词，而是深乎情、明乎理、实事求是地评价他们的为人为文。如他提到张溥喜好读书，天资聪明，但同时自恃其才，下笔轻率。赞赏钱谦益文章“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但同时又不关心国家兴亡，只关注一己之私。黄宗羲的文章作为清代学者之文，不同于同时代桐城文章的独特之处是“以学入文”，以渊博学识、通达思想、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对当时朝廷钦定的一切学说用怀疑眼光和审视态度重新认识。其中汪中的散文也是以超脱性情，雅致文笔纳人到“学者之文”的行列里。
汪中不同于明清时代的其他学者—大都经过正统的学院教育。出身贫寒的汪中是通过自小在书肆里当学徒而接近书籍，自学成才的学者。或许也正是没有当过官的身世经历，使得汪中不同于学术大盛、皓首治经的清代初期的学者，他们大多有半隐半士，徘徊于出世与人世之间矛盾的心情。汪中恃才傲物、锋芒毕露、正直率真的性格也造就了其行文中流露出的豪爽气盛，不拘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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