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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对当代大众文化批判的质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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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0-6 11:41:1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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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兰谈到的事实我们在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文化发展中也可以看到。这一事实至少说明，大众文化并不简单地等同于标准化和虚假的个性化。 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社会的世俗化与商业化以及它的文化伴生物—大众文化，出现于长期的思想禁锢与意识形态一体化驯化被打破之时。历史地看，它事实上是作为对于这种意识形态一体化驯化的批判与否定力量出现的。如果说最早的文化工业意义上的中国消费性大众文化(而不是文革时期革命性大众文化)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从港台传入的邓丽君的流行歌曲，那么，如果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把它们一律理解为肯定性的，维护主流权力话语与现存社会秩序，完全缺乏反抗性的文化，或简单地把它们斥之为剥夺人们自由的总体化意识形态，就显然丧失了历史分析的眼光，失之偏颇乃至无知。
不妨以作为大众文化重要方面的时尚来做些具体的阐释。时尚一直受到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国内许多大众文化批判者的激烈指斥，认为它以新的方式剥夺了人的自由，使人成为“时尚引导的人”。毋庸讳言，追踪时尚正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表征。但是即使如此，时尚对于人的主体自由的剥夺与文革时期的“革命群众文化”依然极为不同。
既然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的具体现实存在如此大的错位，那么，它为什么还会受到中国人文学者的如此厚爱?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与商品拜物教，其对消费文化所采取的激进否定姿态，极大地投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及知识分子的重义轻利的价值观以及当今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道德焦虑与重建伦理秩序的愿望。其实，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文知识界的自主性诉求是针对文革的工具论的文艺理论的，而不是针对大众文化或文学艺术的商业化的，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种自主性诉求从20世纪80年代的针对工具论文艺观转向了针对商业文化，从对政治实用主义的批评转而为对经济实用主义的抨击。如果说，知识分子在面对政治文化时的自主独立诉求比较乐观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90年代面对大众文化时，这种诉求就显得更加悲观，也更加情绪化。他们几乎已经完全否定了大众文化的反抗可能性，而偏执地坚持只有精英文化才是抵抗压迫的惟一岛屿。
当然，指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的错位，以及国内学人在借用时的不自觉，并不是说两者完全牛头不对马嘴，或者毫无借鉴作用，只是西方理论对于中国问题的分析有一定的适用域，就大众文化而言，中国的大众文化的性质与功能本身的杂交性与混合性决定了我们几乎不能用一种单一的理论范式进行有效的解释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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