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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主义基因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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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1-17 11:38: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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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孔子提出“节用而爱民，使民以时。”(《论语》)后来，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苟子则把君民关系比喻为水和舟的关系，他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苟子·王制》)，及至汉唐，清醒的思想家和统治者透过农民起义看到了民众的巨大力量，进一步推动民本思想发展。西汉贾谊更明确地提出了“民为国本”的观点：“民为万世之本，不可斯”，只有“与民以福”，“与民以财”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而“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民必胜之。”柳宗元则提出了“吏为民役”的主张。明清的思想家们在民本思想的阐述上走得更远。黄宗曦认为：如何对待民众是关系到一个国家兴衰治乱的根本，即所谓“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这些历史文献都说明，民本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内涵丰富。
社会主义是人民的事业，内在的要求是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中说：“坚持以人为本，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以民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我们今天强调的以人为本，继承了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但又与它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社会主义文化基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附会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激励人们为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实现绝大多数人幸福生活而奋斗。中国共产党历来提倡的“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群众路线等主张，无疑是这些中华文化基因在新时代的复活，并赋予了新的阶级政治内涵。
2．整体主义与集体主义
整体主义原则是贯穿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重要的道德准则。这个原则的基本精神是封建统治集体整体的利益绝对高于个人的利益。个人在国家、社稷面前是微不足道的，个人的个性、尊严、价值等都是某种偶然性的东西，只有纳入一定的利益的圈子才是可能的。这种整体主义原则，作为约束、禁锢个人的道德戒律，实质上是扩大了的家长制。中国长期处于农耕经济状态之下，宗法制度相当发达，家国同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特征。在这种经济和政治背景下的文化，向来重视整体、群体利益和价值，从家族到国家，从血缘到社会，从人间到天堂，往往多见群体、少见个体。这种强调群体观念，表现在政治领域是“春秋大一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和王道；表现在社会领域为家庭、宗族、国家不可分割的情感纽带和社会组织；表现在意识领域为兼收并蓄、和而不同的宽容精神；表现在伦理领域为顾全大局、牺牲个人或局部利益的价值取向。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特征，是造成这种重整体、轻个人的整体主义道德原则的历史根据。直到现代社会，整体主义原则在我们的伦理道德生活中仍然根深蒂固，尽管这种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个性、维持了秩序，与科学社会主义提倡的“集体主义”相去甚远，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不同于封建主的整体主义，但是，却与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原则有着天然的亲和关系，为中国人选择集体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三、经济观念方面的契合点
1．“天下为公”与公有制
在中国古代社会，很早就有人主张实行公有制。如《礼记·礼运》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公”始终是中华民族的崇高追求和价值标准，是判断善恶的重要标尺。具体而言，“公”有：公产、公利、公权、公心等几层含义，在此我们只论公产和公心。在公产方面，中国古代由于历史的局限，不可能提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理论体系，也不可能制定出生产资料公有制度，但是很多人认识到了私有制的众多弊端，强调财产公有。如《孟子》就比较详细地论述了天下“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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