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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中国传统和谐文化与西方公民文化的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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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01-05 13:30:2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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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社会文明演进所积累的精华，又不乏普遍性的价值因素存在。 比较一下二者可以看出:
第一，西方背景下产生的公民文化比较强调“分”，强调公民社会与政府和国家之间的分离与相对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性可以保证公民社会的相对独立、自由和理性，也便于它更好地发挥对政府的监督和制约作用。当政府基于自身的利益，做出贪污腐败、侵害百姓和公共利益之时，强大的公民社会的作用就会立竿见影的显现，有力地促进了政府和社会的良性互动。如在西方有许多媒体、非政府组织和各类协会，其资金来源和运作等都不依靠政府，就是为了保持一份超脱和相对独立。而东方历史背景下的和谐文化更倾向于强调“合”，孔子曰:“君子不党”，自古以来，历代统治者都强调以农为本，反对大力发展工商业，乐于见到“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情景。中国文化背景下更强调个人更好地融人家庭、社会与国家等集体之中，强调和平、和解、和谐。从好处说，这可以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避免矛盾与冲突的爆发，但是，为了这种所谓的其乐融融、和睦相处，广大百姓不惜选择忍让、退缩、得过且过等消极避世策略。对于政府和国家事务没有任何建言献策的权利，没有言论和思想自由，更不敢进行结社活动，中国百姓的忍耐精神更是举世闻名。这种和谐，在某种程度上是掩盖了激烈的社会矛盾，它极易形成“大政府、小社会”的局面，甚至形成更加飞扬跋肩、鱼肉百姓、胡作非为的强势的、专制的政府。而百姓则普遍缺乏独立和参与意识，不敢、不愿也不能有所作为。政府国家权力不受任何制约，社会与国家之间没有良性的互动关系，社会矛盾表现突出。社会和谐怎能实现?荀子曰:“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其所用，何也?曰:群也”。由此可见，加强组织与协调，壮大公民组织力量，强化公民文化建设对于和谐社会能否实现意义重大。
第二，和谐社会的传统文化是建立在“情理”之上，而公民文化的传统是建立在“法理”之上。许多政治学者都把中国的传统社会称为“人治型”，把西方国家的社会称为“法治型”。应当说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国自古号称“礼仪之邦”，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重视人情往来与社会交往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特征，孝敬父母、诚实守信、热情待客、礼尚往来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但是，从负面效果看，过度的重视人际交往，尤其是把它建立在各种情感与伦理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传统的“人治社会”。人们在社会生活与交往中更加重视人情、亲情、友情、爱情等人为因素，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等理念像一张大网把每一个人都编人其中，各种社会交往都被千丝万缕的情感所掺杂其间，一个重视人伦及情感交流的大网覆盖全社会，上至统治者强调“为政在德”、“施仁政”，下至黎民百姓熟悉的讲面子、托关系、跑路子等无不是人情社会的生动写照，恰恰相反，那些“黑脸包公”，不讲情面、铁面无私、秉公执法的人则常常被斥责为“六亲不认”、不近人情等，并且无论在官场还是民间，都不被理解，遭人排挤、嘲笑，郁郁不得志，而且下场都很不如意。孔子曰:“听讼，吾犹众人也?”(《论语·为政》)连他都如此，普通百姓更是对打官司退避三舍，那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啊。因此，整个社会成员在正常交往中，明明可以照章办事，却不得不付出极大的交易成本，这不仅扭曲了社会关系，毒化了社会风气，而且助长了权势人物的嚣张气焰，使得“官本位”、“权大于法”的观念深人人心，显规则流于形式，潜规则大行其道，社会制度与法律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政府效率极大降低，社会发展进步受到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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