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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广阔的视野上来观照和讨论文学现 象。如傅璇琮主编的《大文学史观丛书》,主张“把文化 史、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引入文学史的研究,打通与文学 史相邻学科的间隔”[1]。赵明等主编的《先秦大文学史》 和《两汉大文学史》,强调由文化发生学的大背景上来考 察文学现象,以拓展文学研究的范围,提示文学文本中 的文化内蕴[2]。这种将文学研究提高到文化研究层面 上来的努力,跟当前西方学界倡扬的文化诗学的取向, 可说是不谋而合。当然,文化研究的落脚点是在深化文 学研究,而非消解文学研究(西方某些文化批评即有此 弊),所以“大文学”观的核心仍不能脱离对文学性能的 确切把握.
杂文学、纯文学、大文学,从以上三个递进演化的 文学观念中,可以引申出什么样的结论来呢?如果说, 杂文学体制的缺陷在于混淆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使 得近代意义上的文学史学科难于以建立,那么,纯文学 观的要害恰恰在于割裂文学与相关事象间的联系,致使 大量虽非文学作品却具有相当文学性的文本进不了文 学史家的眼界,从而大大削弱乃至扭曲了我国文学的传 统精神,造成残缺不全的文学历史景观。要在两难之间 寻求折中的大文学史观,除了取宏大的视野以提升文学 研究的历史、文化品位之外,还必须在文学文本与可能 进入文学史叙述的非文学文本间找到结合点,那就是通 常所说的“文学性”,因为只有这种性能才有可能将纯文 学与非纯文学绾接起来而又不致陷入“杂”的境地,它突 破了纯文学的封闭疆界和狭窄内涵,又能给自己树立起 虽开放却非漫无边际的研究范围,这才是“大文学”之所 以“大”的合理的归结点. 二 能否从我们的传统中提炼出足以构成中国文学的 “文学性”的那种质素来呢?我以为,历史上曾经有过这 样两种提法可供选择。一是“沉思翰藻”,再一便是“缘 情绮靡”,让我们分别加以探讨.
“沉思翰藻”一语,出自萧统《文选序》。作为现存最 早的文章总集,萧统在书的序言中着重说明了其选编的 原则,那就是选取经、史、子书以外的各类好文章,其着 眼点不在于“立意”、“记事”,乃在“以能文为本”。这个 原则显然是从文章学的角度提出来的。“能文”的具体 内涵是什么呢?萧统未加解说,而“沉思翰藻”即为最好 的注脚。“沉思”当指精心构思,“翰藻”谓注重文采,这 两点要求本来是针对史书中的赞论序述而发的,但不录 史篇而又选录其赞论序述,实际上意味着将这类文字当 作文章看待,于是“沉思翰藻”便成了区分史书与文章的 标记,也就是“能文”的进一步申说了。后世论者如阮 元,在其《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一文中,径以“沉思翰 藻”为萧统名“文”的依据,实非出于误读。当然,以“沉 思翰藻”界定文章的特质,亦非萧统独创。溯其远源,春 秋时代士大夫[注: 士大夫旧时指官吏或较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在中世纪，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官吏的人事体制为中国所独有，因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士大夫阶层，即专门为做官而读书考试的知识分子阶层。]交往中讲求言辞的修饰,所谓“言之无文, 行而不远”[3],即其肇始。汉以后文章勃兴,言辞的修饰 转为文字、篇幅的修饰,重视文采便成为文士的习性.
至陆机撰《文赋》,深究为文之用心,将文辞与运思结合 起来考虑,于是有“其运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的提 示,正是“沉思翰藻”的直接底本。由此看来,“沉思翰 藻”作为传统杂文学(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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