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确有可能导向“发乎情,而不必其止乎礼 义”[4],这从萧绎的“流连哀思”、“情灵摇荡”以联系萧纲 的“文章且须放荡”之说[5],似可得到印证。不过在陆机 的本义,只是平实地表达诗歌的内在生命基于人的感情 这一判断,它开启了中国诗学的新传统,当是后来的事.
再说“绮靡”一词,也并非如后人所解为专指浮藻华辞甚 或淫丽文风。“绮靡”的提法直承自曹丕《典论·论文》中 的“诗赋欲丽”,无非讲诗歌语言要优美动人,李善释作 “精妙之言”[6],能得其实。由此看来,诗要“缘情”,要 “绮靡”,在当时都不是什么惊人之谈,亦非陆机新创,而 陆机的贡献则在于将“缘情绮靡”连成了一体,由诗歌的 内在生命推导出其外在形式上的文采焕发,换言之,将 文采视为生命本根的自然显现,这就给古代文学传统的 诗性特征和审美性能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概括,其意义十 分深远.
这里不妨将前引“沉思翰藻”之说拿来作一比较.
两个命题中,“翰藻”与“绮靡”的含义大体相当,都是指 文辞优美,看来这是古代文章的普遍质性,是“能文”的 重要表现。不同之处在于,在前一个命题中,“翰藻”是 跟精心构思相联的,而精心构思和讲求文采又都属于 “能文”范围,也就是表现技艺上的事,不涉及作品的审 美内质,所以用来揭示文学的审美性能便不够全面。至 于“缘情绮靡”一说,正如上面的分析,是将文学的内在 生命与外在形体结合起来,其体现作品的审美性能便更 为周全。由此引出的一个推论是,“沉思翰藻”有可能适 应古代整个的杂文学谱系(因其本身是从文章学角度总 结出来的),而“缘情绮靡”则更多地偏向于美文的传统 (故萧绎用以界分“文”“笔”)。但也正因为此,后者或许 更宜于用作杂文学体制中的“文学性”标志,它不仅能将 杂文学中的文学文本(美文)与非文学文本(实用性文 章)区划开来,而亦能用以探究和测定各类非文学文本 (包括经、史、子书)中可能蕴含着的“文学性”成分(即审 美因素),这就给大文学史的编写创设了必要的前提.
然则,“缘情绮靡”或者“情采”之说,究竟能否起到 会通古今文学范畴的作用呢?我以为是可能的。前面 说过,近代文学观念起于西方,西方的文学传统与我们 有异,故西方的文学观念也不能简单拿来套用。“五四” 前后的学者如周作人[注: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男，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在1908年5月于《河南》杂志上发 表的《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 一文中,据英国评论家亨特的见解,将文学的构成要素 归纳为思想、意象、感情、风味诸方面,并要求做到“裁铸 高义”、“阐释人情”、“发扬神思”和“普及凡众”。罗家伦 1919年2月发表于《新潮》第1卷第2号上的《什么是文 学———文学的界说》,则将文学定义为“人生的表现和批 评,从最好的思想里写下来的,有想象,有情感,有体裁, 有合于艺术的组织”。这些说法对于更新国人的文学观 念,推动文学创作的现代化,无疑是有好处的,但并不全 然合我们的民族传统。三十年代里刘经庵据以编撰其 《中国纯文学史纲》,公开宣称“除诗歌,词,曲,小说外, 其余概付阙如”[7],正是用的这把“西洋宝刀”,一下子砍 去了古代文学版图中的半壁江山。不过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