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上谕十六条》，然后经雍正敷演成《圣谕广训》，遂成定本颁发各地文武官员及教职衙门，要求他们以讲约制度积极推行教化，“每月朔望齐集耆老人等，宣读《圣谕广训》、钦定律条，务令明白讲解，家喻户晓。”[60]教化的内容非常广泛，其中针对教门的主要是“黜异端以崇正学”一条。《圣谕广训》明确提出“自游食无籍之辈，阴窃其名（指儒释道三教），以坏其术，大率假灾祥祸福之事，以售其诞幻无藉之谈。始则诱取赀财，以图肥己，渐至男女混淆，聚处为烧香之会，农工废业，相逢多语怪之人。又其甚者，奸回邪慝窜伏其中，树党结盟，夜聚晓散，干犯名义，惑世诬民。及一旦发觉，征捕株连，身陷囹圄，累及妻子，教主已为罪魁，福缘且为祸本。如白莲闻香等教，皆前车之鉴也。……夫左道惑众，律所不宥，师巫邪术，邦有常刑。朝廷立法之意，无非禁民为非，导民为善，黜邪崇正，去危就安。……宜仰体圣心，只遵圣教，摈斥异端，直如盗贼水火。”[61]“禁邪教”成为“屏异端”的主要目的，也逐渐成为官吏进行教化的重要内容。
由于在平定五省教门起事时，嘉庆将“从教”与“从逆”区分开来，这样推行教化就成为禁治教门的最主要手段。他在嘉庆五年八月颁布《御制邪教说》，称“先圣王以道德仁义、礼乐刑政，裁成辅相，化育万方，使民日趋于正道，恐为邪教所诱也。”虽然习教并不等于叛逆，非欲尽除，“然聚众敛钱终流为不靖。是在良有司实心训导，宣扬正学，渐仁摩义，蹈矩循规，化其暴戾，易俗移风，庶几小康，民安本业，朕实有厚望焉。”[62]次日，嘉庆又谕内阁，称习教而安分守法者不必查拿并不是要保留白莲邪教，致百姓日趋于惑，而是强调要加强教化，并以身作则，“夫正学昌明，则歧途自绝；教化之行，必先自上。朕勤求治理，日有孜孜，惟期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内外臣工果能咸体朕意，精白乃心，大法小廉，共襄郅治。凡有教化斯民之责者，平日实心训迪，默化潜移，引之规矩之中，而消其暴戾之气。”[63]
五省教门起事被镇压之后，嘉庆不断强调要进行教化以消弭教门。嘉庆十七年（1812），刑科给事中叶绍楏奏请将禁止“邪教”有关条款刊刷通行，“俾共知设立名目、伪造经文，即按邪教律惩办，必致身罹重辟，其从教者牵连获罪，求福不得，适以取祸”，各州县于因公赴乡之时，“亲为告诫，庶小民深知远害，必有改悟于无形者。”[64]嘉庆十八年（1813）京都爆发天理教起事后，嘉庆下旨痛斥大小臣工，称官吏有教化之责，不是催科断狱即为称职，但地方官员大多因循怠玩，“于教化一事，则置焉不讲”。他引孟子的话“经正则庶民兴，斯无邪慝”说“官吏不修正教，无怪愚民习于邪教”，愚民习教，以至于作乱获刑，“实皆由于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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