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倡设邪教夜聚昼潜潜谋不轨酿成叛逆重案，革职。能自行访闻，迅速缉获，或密禀关会查拿破案，俱准功过相抵；随同上司邻境拿获首犯，即照本例减议；倘州县官明知故纵，始终掩匿不报者，事发之后革职，重治其罪。 

      二、邪教案内果有聚众焚劫，伪称名号等事，依叛逆不法律定拟，并将其家属缘坐者，地方官照邪教滋事重案例议处，不准抵销。 

      三、自称神佛倡设邪教惑众敛钱并非滋事重案，降二级调用。如州县官能访拿破案者，免议；或随同上司及邻境获犯者，照本例减等议处。如给此辈执照告示者，州县革职。 

      四、私相传习，尚无惑众敛钱显迹，降一级调用。 

      五、迎神赛会、越境进香击鼓鸣锣，张打旗帜，致男女混杂，府州县罚俸六个月。[72] 

      由于例干处分，地方官发现教门案件往往设法掩饰，或尽量化小，或自行处理，不愿上报。乾隆四十六年（1781）定例规定，教门案件不论大小轻重均要向上级报告，不得私自完结。若讳匿自行完结，一经发觉，查出有化大为小、曲法轻纵情形的，自当参劾严惩，“即罪止枷责，案无出入，亦照讳窃例从重加等议处”。[73]但这并没有改变“率多讳匿”的痼疾。因为教门案件爆发后，追究历任官员数人甚至数十人的失察处分，使得地方官员不得不心存忌惮。如乾隆三十三年江苏罗教案后，受到弹劾处分的包括六十八个知县、二十二个知府、十四个道台、三十二个按察使、二十九个布政使、二十六个巡抚，以及十四个总督，这个大张旗鼓的弹劾过程显然令人难堪之至。[74]为了改变由于追究地方官员的失察责任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嘉庆十八年（1813）十月，御史恒麟上奏说地方官畏惧处分，往往将“邪教”讳匿不报，甚至将首告之人反坐，“而养痈贻患，其害遂至于不可言。”嘉庆于是“旨令吏兵二部将文武各员失察处分另行酌议，宽其既往失察之咎，严其将来讳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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