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找到有效的教化之法，嘉庆于二十年命各省学政在按试地方体察民人易惑之处，撰文剀切化导，发给各州县官刊印，在城镇乡村广为张帖，“其词无取深奥，但为辨其是非，喻以利害，明白浅近，使农夫贩竖皆闻而动心”，并于奏事时将所作上呈御览。[67]山东学政王引之因此作了“阐训化愚论”、“见利思害说”，河南学政姚元之作了“饬士子敦俗化乡愚说”，其它各地学政亦遵旨各有所撰。以湖南学政刘彬士写的“辨惑告示稿”为例，此稿包括辨正邪之惑及利害之惑两部分，多用里巷俗语，以便明白晓谕。文内指出“做五伦分内的事，就是正教，不做五伦分内的事，就是邪教”，“邪教”私立名目，“先不过说是念经行善，未必就有无法无天的心思，后来邪教渐渐胆大起来”，以致不图安静，不畏王法，竟成叛逆。又说：“儒教劝人为善，朝廷尊重他，释教、道教也有修行忏悔的话，朝廷也不禁他，偏禁这些教是甚么缘故呢？我今把这缘故说与你听。释教、道教虽与儒教不同，却都是图个安静，不敢生事害人，所以朝廷都不禁他。何为安静？大凡这三教都是有师徒，只是为师的不肯往四方去招引徒弟，有愿为徒的，却也受他，有不愿为徒的，却不招引他，这将来自然没有聚众的根子。这些入教的愚民未必都是思想为匪的，假若一旦有个匪徒或诱引徒弟为匪，或胁制徒弟为匪，也是一人传十，十人传百，这就害了不少人了，可知道这诱人入教，就是他的邪处，所以朝廷定要禁他。”[68] 

（六）强调地方官员案发后认真查处，将功赎罪。

      地方官员是查禁教门的执行者，为了督促地方官员彻实履行这一职责，清朝定有失察“邪教”的处分条例。康熙五年（1666）制订的官员处分条例规定：“凡邪教惑众，在京行五城御史，在外行督抚，转行文武各地方官，严禁查拿。如不行查禁，督抚等徇庇不参，事发，在内该管官每案罚俸三个月，在外州县官降二级调用，督抚罚俸一年”[69]乾隆五年（1740）规定：“地方有顽民倡设邪教，附和邪术，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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