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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嘉庆朝治理教门对策述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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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6:27:1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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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罚。”地方官在案发前主动破获，或在案发后认真查拿，不惟可以将功赎罪，“设因此消弭大患，并可加以恩奖。”[75]这样，对地方官员的处罚重点就放到了对教门案件是否主动查禁和认真缉拿上。一方面，对毫无觉察从而酿成大案的给予重处，因为对踪迹明显的案件都不能查禁，“该管府县及营弁等，竟毫无觉察，所司何事 ？”[76]所以脚门案件“事前漫无觉察，破案时又回护处分，私自消弭，则其咎不止议处，仍当加重治罪。”[77]另一方面，嘉庆又表示：“传习邪教之犯，行踪诡秘，惟恐人知，该管之地方文武官，偶失觉察，尚非无因，果能留心秘访，随时缉获惩办，定案时，朕核其功过尚足相抵，必予宽免处分。其有将著名要犯拿获者，不特免过，尚当加之奖擢。”[78]如嘉庆二十四年王柯一案，由于地方官员查拿积极，措施得力，将案犯全部拿获，不仅将处分全部豁免，并可“保奏一二人施恩”。嘉庆这样做，有利于地方官员打消处分顾虑，积极查禁教门。
三
应该说，嘉庆为惩治教门做了较大的努力，采取了一些措施，给了教门以一定的打击，对教门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不管是从主观上还是从客观上来看，嘉庆一朝对教门的重视程度都大大超过前代，因而治理效果也显得突出。当然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要如他们期望的那样“杜绝”教门是不可能的，这是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一方面，教门根植于深厚的社会土壤之中，封建统治者不能真正解决广大下层百姓的疾苦，而这正是教门得以泛滥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禁治教门的法令规定虽然严细，但更重要的在于能否切实执行。有清一代到嘉庆年间后，吏治积重难返，各级官员对查禁教门的旨令等往往应付了事，并未认真施行。嘉庆就屡次感叹官员因循怠玩，但也无可奈何。以教化而言，地方官吏“泛泛行之，几同故事”，[79] “不发一号一令，朔望并不讲一上谕者之比比然也，曾不自反，动曰民不可化。”[80]加上到清朝时封建社会已处于每况愈下的末期，权威正统的儒家思想日趋没落，是以教化往往难以奏效，“不能说到人心坎里去，所以（老百姓）视为具文。”[81]又以保甲而言，后来有人指出的“近数百年来，此举几视为具文矣。非惟小民难与图，始（终）扞格不通，即地方官因循简陋，往往以紧要事件难于振作，转多藉口便民，听其颓废。其或勉为之，亦止任地保造报户口，错误相仍”[82]就反映了基层保甲未能切实实行的情形，结果编查保甲往往不仅无益于查处防范教门，反而纯粹成了扰民的举措，“有名而无实，有弊而无利”。[83]这些也是嘉庆朝不能禁绝教门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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