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上司要求重新编查保甲的公文，即出示牌示说“左道异端西洋、白莲、红阳、八卦等邪教”以及其它种种恶习，“若非编联保甲，严密稽查，洵为戢匪安民良法？”要求“牌头日则互相稽查，夜则轮值支更，梭织巡查，务使前项匪徒、贼盗、流痞等类，夫（无）从溷迹，倘有一家窝匿容隐，九家连坐，决不宽贷。”并将上述牌示悬于牌头门首，使牌内之人能耳闻目睹。每保填写循环册簿二本，一本存县衙以备查验，一本由保正保管，随时添注，每年呈明更换一次。[53]为了能准确地编查，又不至于影响民生，嘉庆十九年（1814）直隶总督那彦成提出应在秋收后查办保甲。他说居民迁移不定，户口增减靡常，保甲要随时复查，才能确切奏效，然“小民各有事业，若不酌定时限常年查办，恐于民间生计或有妨碍”，秋收以后民间无事之时查办保甲，“非特民无扰累，且外出耕作及各项佣工之人均已渐次归里，其间有无匪徒混迹更可逐一稽查，不致稍有遗漏。”届时各村保甲长等人将本村丁户人口逐细查明，造册上报州县，州县亲往覆查验点，取互保甘结，不时抽查，“来历不明及平日形迹诡秘无人具保者必非安分之人，即时拿获究办”，这样办理必有实效。[54]嘉庆对这个办法很满意，称“所办甚为核实”，同意直省各处照办，“遇有客籍寄居之人必须加意审察，如地方素有习教之家，则保长邻佑尤当设法稽考，密加访诘。”[55]嘉庆还说只要实力推行了保甲，“邪教”完全无法存身，“如果地方人人奋勉，治一县如一里，治一府如一县，推而至于各直省，则烛照数计，奸徒将何所托足？”
以保甲禁遏教门还只能于事后“治标”，用教化来防治教门则是“正本清源”、最终根除“邪教”的办法，所谓“法禁于已然，教施于未犯”，[56]所以嘉庆再三强调教化预防、化导教门的作用。儒家认为教化是治国的根本，提倡“德主刑辅”，所谓“不教而诛谓之虐”。教化以名教纲常伦理日浸月侵，潜移默化，正人心，齐风俗，在“讦奸止邪”方面能起到法律不能起的作用。康熙在颁发《上谕十六条》时所说：“朕惟至治之世，不专以法令为事，而以教化为先。……盖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若徒事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务末也。”[57]同样，对于惩治教门而言，查禁教徒只是治标，以教化“化邪为正”才是治本。乾隆就说过“地方大吏及群有司果能留心化导，使小民咸知忠孝大义，则平时尊君亲上之心、睦姻任恤之谊皆根于至性，油然而生，岂有复从邪说、与群不逞之徒为伍、甘蹈法网者？”[58]嘉庆也认为正人心的关键在教化，教化的关键在于禁止“邪教”，“夫化民成俗，必先使百姓勿惑于邪，同趋于正，而后教化行。”[59]禁治教门成为清朝推行教化的重要目的之一。
清代的教化，自顺治《钦定六谕卧碑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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