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太上皇掌权的这一段时间内，对教门徒众的惩治基本上是沿袭乾隆历来从严惩处、搜查净尽的办法。乾隆严令以“谋逆大案”从重处理教门案件，闻听教门“谋逆”起事，他更是下令痛加洗剿，“总期将首从各犯按名弋获，以期断绝根株。不可将就了事，此为最要。”[18]但清廷劳师糜饷，两易主帅，耗银七千多万两，对起事教门总不能底定，反致蔓延更广。乾隆去世后，亲政执掌权柄的嘉庆意识到其时教徒已经太多，彻底追查将漫无止境，导致四处糜烂，而一般教徒与教首、骨干也不相同，多是可抚之人，于是决定将 “乱民”与教民分开处治。嘉庆四年正月发布的上谕称“教匪起事之初，丑类原属无多，到处迫胁良民，供其役使。及贼势方张之际，突入村庄，任意焚掠，不从则立加残害，从之则冀缓须臾。愚氓畏死贪生，被其裹掠，此小民不得已之苦情。……（被胁良民）或潜行散去，或临阵投降，亦必释回乡里，俾安生业。”[19]在此，嘉庆说真正“悖逆”的“丑类”原本不多，而裹掠的“良民”情有可悯，不可一概杀戮。随即，嘉庆重申“剿抚兼施”的方针，强调要将居心叵测的“首逆”与受愚弄胁迫的“附和之众”即一般教徒区分开来，对后者要实行赦罪招抚之策，因为“此等匪徒，诛之不可胜诛。除著名各首逆自当悉数歼戮、断难宽肴外，其余逼胁附和之众，若有临阵投降，悔罪乞命者，不妨剿抚兼施，以期解散贼党。”[20]
为招抚情愿改悔的一般教徒，嘉庆一方面对贪婪勒索、民怨沸腾的武昌府同知常丹葵、达州知州戴如煌等加以惩办，以“纾民怨”，另一方面下旨严禁兵勇多杀冒功，令给资遣散投诚之人，各地方策划抚辑之策。嘉庆五年（1800）八月，嘉庆利用此前四处追捕的著名教首刘之协就擒成谳的机会，发布长篇上谕宣布“不加追究白莲教”，命令广为宣扬，以期解散“教匪”余众。他在上谕中反复声明凌迟刘之协，不是因为他是总教首，而在于他“谋为不轨”，因而加以极刑，“至于白莲教名目由来已久，即据刘之协所诵经文，大意不过劝人为善，并无违悖字样。刘之协之罪犯寸磔，在于托名牛八，潜造逆谋，孽由自作，与白莲教无涉。……总之，现习白莲教者，安静守法，即是良民，地方官无庸查拿；若聚众煽惑，即非素习白莲教之人，必当按律惩治。”[21]随后，嘉庆又颁布《御制邪教说》一文，说白莲教“苟能安静奉法，即烧香治病，原有恻怛之仁心，在朝政之所不禁；若藉此聚众弄兵，渐成叛逆大案，则王法之所不容。”又说：“未习教而抗拒者，杀无赦；习教而在家持诵者，原无罪也。白莲教与叛逆不同，乃显而易见之理。”[22]（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这就是所谓“但治从逆，不治从教”的政策。这个政策其实是指军事镇压“叛逆大案”时不办教门，要“教匪分治”，并不是承认教门从此合法，再也不闻不问。嘉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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