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统治者对教门的惩治可以追溯到教门酝酿之初，此后虽然时紧时松，但基本上都明令加以禁治。早在元朝至大元年（1308），武宗针对不守清规戒律的下层白莲宗颁布了*：“禁白莲社，毁其祠宇，以其人还隶民籍。”[⑤]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借白莲教起事取得政权的，但因此也深知教门对世俗政权的巨大危害，对白莲教等教门厉行严禁，并特立律条：“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扇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若军民装扮神像、鸣锣击鼓、迎神赛会者，杖一百，罪坐为首之人。里长知而不首者各笞四十。”[⑥]这是明清两代禁治教门最基本的律例，此后根据具体情况或重申，或补充，或修订。有明一代，“妖党叛乱”屡见，因而惩治教门的*也随之屡申。如万历四十八年（1620），大臣何宗彦、孙如游连续上疏请求禁治教门：“时白莲、无为诸邪教横行，宗彦尝请严禁，如游复申其说。帝从之。”[⑦]

      清朝入主中原、取代明朝后，基本上沿用了明代惩治教门的律例。清入关前后为了配合军事攻伐，曾招徕过善友教徒胡有升等的投诚，将闻香教主王可就家族纳为旗人，在王的家乡滦州石佛口并建有“御赐碑文” 的“诰命碑” [⑧]。但清朝统治者很快也发觉教门其实是“妄造妖言，刻印给箚，惑□□□□（世诬民之？）辈”[⑨]，因而在关外时即已严惩善友教徒李国梁等，禁止民人持斋吃素，入关之后对教门更是屡伸*。顺治三年（1646）六月，吏科给事中林起龙建议“如遇各色教门，即行拿问，处以重罪”，“以为防渐杜微之计”，[⑩]顺治令“从之”。[11]康熙对“邪教”也充满警觉。康熙五年（1666）强调地方官员要积极查禁“邪教”，制订了对失察“邪教”官员的处分条款。[12]康熙十四年（1675）又规定：“凡旁人出首邪教者，不论犯人男妇多寡，共追银二十两给赏。如系专拿之人拿获者，追给赏银十两。”[13]康熙晚年又告诫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