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对“尚未滋事”或传徒不广的案犯不再实行家属缘坐的制度。嘉庆元年（1796）六月制订的“邪教大逆缘坐之法” 规定：“现在湖北邪教，乃公然造反重案。该匪等纠集多人，肆行劫掠，甚至戕官攻城，与官兵公然抗拒，实为大逆，不法已极，无论其父兄子弟皆当概予骈诛，方足以彰国宪。”从此“邪教逆犯”缘坐家属不许邀恩宽减，其弟兄均处斩立决，其父处以斩监候，永远*，遇赦不赦，“嗣后湖北逆匪案内例应缘坐人犯，俱照此办理。”[31]入教的人本来已经很多，不论情节轻重，对“邪教”一概以“大逆”论处，加上他们的父母兄弟，这样左牵右连，涉及人数更多，闹得到处人心惶惶。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嘉庆六年（1801）修订条例重申：“希图诓骗财物兴立邪教、尚未传徒惑众，及编造邪说、尚未煽惑人心，……正犯照律办理，其家属一概免其缘坐。”[32]这虽然是将乾隆年间所定的三例合并修订成一条，但在此时颁布其实是为了缩小了打击面，利于平定教门起事。

      再次，将教门按类型分别治罪，对因无知被诱入的人“免议”。嘉庆十八年天理教起事之后，清廷再次对惩办教门的律条进行修订。因为通过这次案件，统治者发现不同的教门差别很大，对统治秩序的危害也就不同。他们认为，参与林清起事的白阳等教，“即系白莲教及八卦教之别名，最为地方之害”，应从重惩处，而其它温顺的教门与之应有区别。于是次年修订条例时，以白阳、白莲、八卦等教有“荒诞不经咒语”，并多次“谋逆”，将教首拟刑由“绞监候”加重改为“绞立决”，而红阳教等教门多温顺守法，虽传徒敛钱，为数众多，但对政权的危害远比“悖逆不法”的白阳等教为轻，于是将教首由“绞监候”减轻改为发新疆为奴。对于不明情况参与教门茹素烧香、念经求福等活动的，以前一概定为从犯发遣，这时以茹素烧香已经习以为常，教门借此传徒，老百姓难以明了，既不知道教门名目，又没有拜师传徒的，免议不再遣发。[33]

（三）自首免罪。

      嘉庆对为从教徒实行自首免罪的办法。这分两种情况，一是平定教门起事时为了解散胁从，对投出的教徒免罪，以解散胁从。如五省教门起事时有教徒张效元“心里实在害怕，真心反悔”，投出自首。虽然张效元到新疆去，是因为发配黑龙江的教犯刘如说要“等着西边王发生有信来，再动手”，特意去问教首王发生可否起事的消息，[34]但嘉庆还是决定将之作为样板，特示宽容，“加恩释放”，其父也“加恩宽免”，以鼓舞其他教徒投诚。[35]嘉庆还表示，不仅胁从投出可以赦免，教内骨干也可以宽免，“念其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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