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教门从犯收赎后仍然留在本地，还是可能传习教门为害，故规定教犯均要实际发遣，罪犯年老、妇女、笃疾者也不得例外，而这些人按清律应是可以收赎的。嘉庆二十一年（1816）直隶有马杨氏等传习红阳教，发乌鲁木齐为奴，“虽系妇女，年逾七旬，应行实发。”同年直隶孙家望案内从犯杨胜思两脚患病，不能行走，仍实发回城为奴。[42]按乾隆的说法，这就是将教犯投之遐荒之地，“内地多去一习教之人，即邪教又少一人。”[43]

      因为教门案件频发，遣犯过多，为了便于看管，防止案犯在配所又传教惑众，不得不多次对遣发地方加以调整。乾隆时，教门罪重从犯发往黑龙江或新疆等边远荒凉地方充军。但后来怕教门遣犯到这些地方后不能安分，煽惑滋事，于是改军遣为为奴，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规定将教门从犯给予黑龙江索伦达呼尔为奴，由主人严加管束。后来因发往该地为奴的教徒也越来越多，以至管束疏阔，嘉庆十七年（1812）调剂改发新疆给额鲁特蒙古为奴。三年后，直隶总督那彦成认为此法未尽完善，奏请将教门从犯改发回城给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的回人为奴。因蒙古族信奉喇嘛教，与假儒释道惑众的教门有相通之处，“目前之管束尚易，日久之煽惑宜防”，不利于杜绝教门之害。回族人信奉的是回教，不信佛教，可以借此杜绝流弊。[44]然而回疆遣犯也越积越多，难以控制，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松福上折要求停止发遣。刑部最后反复考虑，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规定将为从之犯区分发配，“凡传习白阳、白莲、八卦等邪教，习念荒诞不经咒语，拜师传徒惑众者，为首拟绞立决，为从年未逾六十及虽逾六十而有传徒情事，俱改发回城给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为奴。如被诱学习，尚未传徒，而年逾六十以上者，改发云贵两广烟瘴地方充军。旗人消除旗档，与民人一律办理。至红阳教及各项教会名目，并无传习咒语，但供有飘高老祖，及拜师授徒者，发往乌鲁木齐分别旗民当差为奴。其虽未传徒，或曾供奉飘高老祖，及收藏经卷者，俱发边远充军。”[45] 

      除此之外，还有关于配犯潜逃的处理条款，对不知情而收留的人也要相应给与处罚。嘉庆二十年（1815）的条款规定，林清案内传习白阳教的遣犯在配所逃脱，奉有特旨，获后立即正法，“其余问拟遣军流徒人犯，若仅止脱逃，并未滋事者，于寻常遣军流徒脱逃加等调发例上各加一等治罪。如逃后滋事，或另犯重罪，及妄行控诉呈递封章者，各视寻常逃犯所应得罪名，加一等定拟。……其失察容留之人，于常犯脱逃之失察容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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