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雍正朝开始，清代统治者发觉全国许多地方都有教门流传，因而改变了以往案发惩治的办法，要求地方督抚主动查拿教门，惩治首恶，解散胁从。随着破获案件的增多，后来的乾隆对教门的看法发生了改变，即由“惑众诬民”的“左道邪术”变成含有*内容的“谋反大逆”，于是量刑也就随之加重，常以“谋逆”罪来惩处教门。这始于乾隆十一年（1746）的西南张保太大乘教案。乾隆认为多年来对该教门虽不时查获禁治，“但未见恶风止息者，揆厥所由，盖因从前查拿审究之时，未免过宽，以致匪徒玩视国法，不知儆戒，人心纵肆，习为固然，而犯法者愈众矣。如此案内之张二郎、刘奇，皆以为从漏网，而故智复萌，反为教首。伊等身犯逆谋之罪，自应置之重典。著传谕各该督抚，务须时刻留心，早为查察，消弭于未形。其事发之后，更当按法惩治，不可稍存宽纵之意，以贻患于将来，庶地方宁靖，良善不致拖累矣。”[17]西南大乘教案的处理是清代惩治教门趋向严厉的重要转折点，此后乾隆对教门动辄凌迟斩决，戮尸枭示。乾隆一朝对教门惩处最为严厉，一方面在于查处教门的涉案人数大大增多，另一方面表现为量刑普遍加重，以“谋反”、“大逆”定案的即有十数起。乾隆想以严刑竣法达到“辟以止辟”的目的，殊不知如此也使官方和教门的关系更加紧张，陷入因严促反、因反促严的恶性循环，以致激起教门的大起事。面对四处糜烂、国库为之一空的危急局面，如何迅速扑灭教门“叛乱”，处理好教门问题，成为受禅登基的嘉庆面临的首要任务。

二

      嘉庆元年的教门起事糜烂五省、历时九年，清朝从此由盛转衰；而嘉庆十八年的天理教起事直接突入紫禁城，嘉庆惊为“汉唐宋明未有之事”，给他的创痛尤深。痛定思痛，嘉庆总结经验教训，对惩治教门之策作了较大的调整，其主要措施包括：

（一）战时将教门徒众与“谋逆”区分开来。

      怎样处理战时的教门徒众，嘉庆与乾隆的认识不同。乾隆认为“邪教”是暴乱的根源，平定暴乱就得同时铲除教门徒众，才能杜绝乱萌，一劳永逸。因此从嘉庆元年到嘉庆四年正月乾隆去世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