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日后就指出：“申明习教而奉公守法者不必查拿，其聚众犯法者方为惩办。原以此等愚氓，但能安静循分，即不必过事苛求，初非欲留此白莲教之名，任蚩蚩者日趋于惑也。”[23]（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从此战时“教匪分治”的策略成为嘉庆处理教门问题的基本策略。五年十二月，他特意赐给前线统帅额勒登保“墨刻《御制邪教说》一分，俾伊等共知朕意，只诛叛逆乱民。其诵习经文，安分守法者，断不肯稍事株连也。”[24]十多年后，当嘉庆惊闻紫禁城之变时，对扰乱皇宫的天理教极其愤恨，但想起五省教门起事的教训，他吩咐“至该督等剿贼，仍先专办抗拒滋事之人，不可扬言剿办邪教，致令闻风蠢动为要。”[25]后来又指示统军剿办的那彦成，因担心百姓惊疑不便明降谕旨，但承办人员得彻实留心加以区别，“此时原系剿办起事乱民，并未指称查拿邪教，其平素未经习教而此时从贼抗拒者，即在应诛之列。若此时并未附贼，止于平素习教，原不在诛夷之内”，“不许扬言邪教二字，则百姓不生疑惧，地方官亦不敢株连。”[26]嘉庆反复告诫对一般徒众“其从前陷贼之罪，概置勿问，官军等不得妄戮一人，地方官亦不得妄拿追问”。[27]嘉庆坚持教“匪”分治，是为了迅速平定暴乱后，再对教门进行化导禁治。
（二）缩小打击面。
为集中力量对付直接危害大的暴动者和不断鼓惑民众的教首、骨干，嘉庆除将教门与“乱民”分开处治以大大缩小打击面外，还采取了其它一些措施。
首先是对战时的难民及“讽经茹素”的平民不再以“邪教”为从遣发。嘉庆四年，御史马履泰上《请停难民发遣疏》，要求改变此前实行的“办理教匪章程”。该章程规定：“凡习教传徒、从贼助逆之犯，立予骈诛；其习教而未传徒、从贼而未助逆，发黑龙江给索纶达呼尔为奴。”但实际上，自教门起事以来，凡经裹胁的人，不管是否习教，查获后都被发配黑龙江，连难民也不例外。马履泰建议对难民不再沿用该条例，停止遣配，就地妥为安插；已经发遣的，重新核查，准予免罪释放。[28]刑部议覆后上奏时说“守业良民，仅止讽经茹素，所讽之经既非邪教捏造咒语，又未传徒敛钱，不过愚民心存邀福，律法原所不禁”，今后地方官应该“善为安插，并饬胥吏人等毋得藉端挟制”。嘉庆批准了这一建议，在修订律例时于“禁止师巫邪术”条款中增加了“至守业良民讽念佛经、茹素邀福，并无学习邪教、捏造经咒、传徒敛钱惑众者，不得滥用此例”一段话。[29]
当时参加过教门活动的人已经很多，而念经吃素、祈福避凶的更是比比皆是。将这一部分人与公开反抗的“真正教匪”区别开来，对这些人不再以“邪教”为从发遣之例加以惩办，是为了避免贪官污吏一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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