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方统计，浙江人口到1866年减少为637. 8万人，净减23728857人，占战前人口的72.8％；1874年江苏人口减少为1982.3万人，净减24679621人，占战前人口总数的55.7％；安徽人口直到1892年也仅206万人，净减16034012人，占战前人口的42％。 （注：这些统计数字，参见行龙《论太平天国革命前后江南地区的人口变动及其影响》，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2期。）这些统计数字可能有缺漏或不精确之处，但人口数量的大量耗减则是肯定的。战后，清政府面对人口锐减、耕地荒芜的现状，认为“善后要政、莫急于垦荒”，各主要荒废省区先后拟定出垦荒章程，各垦荒州县先后设立“劝农局”、“招垦局”、“招耕局”之类的机构，从事荒地的招垦事宜。如安徽在同治初年于临淮设立“善后屯垦总局”，在凤阳、定远设立分局，规定“如有外来客民，情愿领田耕种，取具保结，……一律借与耕牛籽种，准其开垦，其续价收租，较土著之民一律办理”（注：唐训方《唐中丞遗集》，《兴办屯垦告示》。）。结果，“客籍农民迁入垦荒者，接踵而至”（注：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豫鄂皖赣四省之租佃制度》第7 页。）。苏、浙两省也大体如此。在迁入三省的“客民”当中，两湖人占有相当的比例。战后安徽广德州：“土著不及十分之一，田地荒芜，招徕客民开垦入籍，湖北人居其四，河南人居其三，江北人居其一，他省及土著共得其一”（注：光绪《广德州志》卷16。）；南陵：“湘、鄂及江北等处客民流寓此者亦十之五焉”；南陵县城还有湖南街；（注：民国《南陵县志》卷41。）宣城：“客民约占十分之九，其中以两湖籍居多数，皖北次之”（注：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172页。）。在江苏宜兴，“赵、豫、淮海人民蜂至”，两湖农民亦“争来垦治”；（注：光绪《宜兴荆溪县新志》卷5。）光绪中后期， 外来客民仍迁往苏南，“以两湖人为多”（注：丛刊本《辛亥革命》（三）第69页。）。浙江也有不少两湖籍客民迁入，如安吉县同治时期有“宁绍湖广安庆”等地客民10848户，接近全县民户总数的一半。 （注：同治《安吉县志》卷4，“户口”。）
在客民当中，还有一部分湘、淮军的裁撤勇丁。清代后期，湘、淮军大量裁撤，不少散兵游勇流散于江南地区。如曾国藩攻据南京后，所辖部分湘军在苏南领垦荒地；左宗棠则在浙江创行“撤勇归农之法”（注：《申报》光绪六年四月十六日。），就地安置了部分“老湘营”勇丁。另外，“遣撤之勇流落不归者，亦改而务农”（注：《申报》光绪七年四月十九日。）。李鸿章淮勇也“虽遣不归，盘踞于浙湖郡县，而以贩盐为生”（注：《论江浙枭匪》，《东方杂志》19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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