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对待日益严重的游勇问题，清政府并未制定一个统一的政策。光绪元年（1875）署理两江总督刘坤一向清政府建议对遣撤勇兵“宽为收标”： 

　　又查该哥匪等半系军营遣撤弁勇，其中竟有二三品武职人员，前曾充当偏裨，易于招呼丑类，且系久经战阵，尤恐猝为厉阶，此辈甘为游荡者固多，其迫于饥寒者亦复不少，可否仰恳饬下湘鄂等省宽为收标，仍照江西奏准章程，给予半俸，既得升斗以养身家，且冀补署有期，不至自甘暴弃。（注：光绪元年十月《密陈会匪情形设法钳制片》，《刘坤一遗集》（一）第381—382页。） 

　　所谓“收标”，就是以遣散勇丁、游勇来挑补绿营的兵额。经过多年的战争，长江流域的绿营几乎荡然无存、毁弃殆尽。战后，清廷念念不忘恢复绿营制度，以收归业已旁落于地方督抚手中的兵权，并曾建议以湘军来挑补绿营，但此举遭到了曾国藩等的反对：“挑补兵额之说，近多建此议者。臣窃不以为然。盖勇丁之口粮，一倍于马兵，三倍于守兵。马兵之缺极少。守粮月支一两，断不足供衣食之需，谁肯于数千里之外补一衣食不敷之缺？欲以湖南朴实之勇，补之以绿营之缺，必不情愿，其愿补者，皆游惰无归者也。”（注：同治三年七月廿九日《裁撤湘勇查洪福ｚｈèｎ＠②下落片》，《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5。）李鸿章、张之洞对“挑补绿营兵额”、规复绿营旧制，也甚不以为然。同治年间，在江西巡抚任内的刘坤一“因盗案多有武职人员，曾以收标给俸为请”，即对曾国藩所说的那些“游惰无归”之辈给予半俸收标，由于这一做法与清廷欲恢复绿营旧制的意图若合符节，很快得到了清廷的俞允。这次，刘坤一又欲将他的收标办法推行到散兵游勇众多的湘鄂等省。就此，清廷谕令各省督抚复议。结果，除江西巡抚刘秉璋秉刘坤一之意于光绪二年（1876）三月初二日上《严办会匪、武职收标章程现无流弊折》表示赞同外，（注：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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