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研究中国俗文学史（或说书、曲艺史）的学者都把敦煌的说唱文学作为宋代以来说唱文学诸如宫调、宝卷、弹词的源头。就它们韵散相间、说说唱唱的演唱形式来说，这不无道理，因为这是唐宋以来所有以叙事为主的说唱文学体裁的基本形态，除了敦煌抄卷之外，宋代以前接近于口头演唱的说唱文学文本，尚无其他发现。如果具体到某种说唱文学体裁的来源和形成，尚须具体地研究。就宝卷而言，它渊源于俗讲，同转变也有些关系，但它们之间的差别也很明显。这种差别，除了受宝卷形成的宗教文化背景影响外，也有文学形式的演进的影响。
佛教的俗讲和宝卷都是在各种法会上演唱的，它们的演唱形态都有仪式化的特征。除了法会开始和结束时繁杂的宗教仪式外，宝卷并受佛教忏法的影响，整个演唱过程也要按照一定仪轨来进行，较之俗讲更为严格。体现在宝卷文本上，便是说、唱、诵文辞的格式化。上述三个不同内容的宝卷文本，其产生的时间、地区不同，但其都有说、唱、诵整齐划一的格式。它们的主体部分，不论是演释经义的“科仪”，或说唱因缘的宝卷，都分为若干形态相同的演唱段落，每个段落中，除了《金刚科仪》是讲经而有转读经文外，其他均分为五部分：
1.白文，是散说，但它并非一般的说白，而是押韵的赋体，“说”起来自然富有音乐性。
2.佛教传统的歌赞，七言二句。
3.流行的民间曲调，七言的唱词有上、下句的关系，也可唱北曲的曲牌，如金字经、挂金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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