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三个宝卷文本，每一个演唱段落如此错落有致而整齐划一的演唱形式，与唐代俗讲和转变迥异：俗讲的唱词尽管包含了传统的呗赞和流行的曲调，但从现存文本来看，其中散说和唱词结构形式，完全根据演唱内容的需要而设置，没有整齐划一的格式。转变文本的段落设置与变相（具有连续性的故事画卷、画幡或壁画）配合，其转换在散说的结尾处有提示语，如“……处”、“看……处”，“若为陈说”等，接下去是唱词；散说与唱词长短也不一致，据故事内容而定。从唱词的句式看，俗讲、变文的唱词主要是五七言，而宝卷长短句和散曲的加入，自然是受宋元词、曲的影响。

         在俗讲的押座文中有“念菩萨佛子”、“佛子”的提示，这就是后来演唱宝卷中的“和佛”。上述三个宝卷文本中均未注明（一般宝卷文本中均不注出），但明代世情小说《*词话》第51回演唱《金刚科仪》中有“和佛”的说明：“月娘因西门庆不在，要听薛姑子讲说佛法，演颂《金刚科仪》，正在明间安放一张经桌儿，焚下香。薛姑子和王姑子两个一对坐，妙趣、妙凤两个徒弟立在两边，接念佛号”。[8][P659～660]“接念佛号”即“和佛”。据后来宝卷演唱情况看，“和佛”主要用在第3唱段，下句“和佛”，一般是合唱“南无阿弥陀佛”。这一段多用七、十言唱词，“和佛”的加入，使原来的民间曲调带上了佛教色彩，故又习称“七字佛”、“十字佛”。

         上述三个宝卷文本每个演唱段落中讲唱内容的安排也富特色，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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