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漕运制度是仿行明代的官运，民之隶卫籍者称为运丁，又名旗丁，是专为转运漕粮而设，每船运丁数目，从十名至十—、二名不等。康熙二十五年（1686），议定每船十名，康熙三十五年（1696），更定每船监军一名，其余水手九名，监军即旗丁。因各卫所旗丁人数过少，且不谙水性，只得雇募水手，由千总保结，然后呈报各卫守备及府厅等官。嗣后由船只体积日增，水手人数亦增加，每船旗丁、舵工、水手不下三、四十人[28]。向来粮船径行，随处雇觅水手，其素质低劣，水手的来源多为下层社会的游手好闲之徒，各帮水手拜师授徒，联结党夥，杀伤劫夺行旅之事，旁见叠出[29]。
罗教的信徒，主要为漕船水手，清代有漕省分即直隶、山东、河南、江西、江南、浙江、湖广等七省，其漕船水手，年老无依者，多以各庵堂为托足栖身之所，皈依罗教，吃斋念经，以求精神寄托。其中浙江各庵堂的罗教信徒，籍隶山东、直隶者颇多。乾隆三十三年（1788）九月，浙江杭州查出二十余处的庵堂，其各庵看守之人均系漕船水手，向来皈依罗教，后因年老有病，各进庵看守，相沿收藏经卷，其未识字不能念经者，则赖耕种余地，以资饥口，每年粮船回空水手，其无处佣趁者，即赴各庵寓歇，守庵之人垫给饭食，俟重运将开，水手得有佳价时，即计日偿钱，守庵之人可以藉沾微利。罗教庵堂的设立，确实解决了流寓外地的粮船水手年老退休、疾病相扶、意外相助及在异地寓歇的切身问题[34]。
各省的漕船，都有船帮的组织，漕船不得单独行动。就江浙而言，其运白粮船，规定苏州太仓为一帮，松江口常州各为一帮，嘉兴、湖州各为一帮，金衢所为一帮，其余各省卫所船帮亦夥。各帮粮船舵工、水手，好勇斗狠，各立教门，多收门徒，饮生鸡血酒，入名册籍，结为死党，一切听其教主指使，捆缚烧炙，截耳割筋，擅用私刑，毫无忌惮。例如康熙五十七年（1718），浙江帮与湖广帮粮船在河北武清县地方相遇，两帮水手争斗，杀伤多人。康熙六十一年（1722），严州、庐州等帮在山东地方有行劫盐店，大夥劫杀等案，后来秘密社会的帮派如青帮、红帮等名词的由来，与漕运船帮的组织，实有密切的关系。清季的青帮、红帮其党夥皆以运漕为业，岁居粮船，以致漕船所至之处皆有其党夥，罗教势力之盛，已可窥其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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