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此皆篝火狐鸣之故智。经过此番宣传，“红灯照”很快出现，阴历六月二十二日袁昶在他的《乱中日记残稿》中对“红灯照”已作了明确记载，“祗见有此种人，从未见其一上法”。（翦书I346页） 

　　“红灯照”由津京到地方蔓延迅速。阴历五月下旬，陕西榆次与义和团活动的同时，又“有所谓红灯照，白灯照者”。（《榆次县志》卷十四）盛京将军增祺在阴历六月十八日奏折中也提到铁岭南关有“红灯照”。阴历七月初一日，“盖州城中拳匪萃聚约三百人……且闻该城中亦有红灯照多人，皆女子也”。（翦书I156页）《庚子西行记事》中强调：“又所谓红灯照者，惟晋省为多。”（翦书Ⅲ482页） 

　　“红灯照”的出现，是义和团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诚如范老所说，它意味着义和团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当时除少数地方有“白灯照”外，津城尚有“黑灯照”、“兰灯照”、“青灯照”、“花灯照”等名目，尽管未见任何资料可以说明她们有什么活动。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它也说明运动发展到此时，义和团的大兄师们已看到自己那套所谓刀枪不入的神咒迷信已经无法同“洋人”的近代军事科学技术较量，只能求助于更具威力的迷信神术，以维系愚昧百姓及愚昧朝廷的信心。 

　　当然，关于这一点，只有通过考察“红灯照”及其首领的活动方式和具体作用才能得到具体证明。 

　　二 

　　关于“红灯照”的活动方式与具体作用，时人记述颇多，一致之处亦多，而且大多得诸传闻。其中首先引人注意的是“红灯照”的修练与“上法”。如胡思敬的《驴背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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