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传言仙女下降，人争往观，遥见有人力车（俗呼东洋车）上坐一女子，年可十二三，着红衣裤，自西向东面去，车后随观者千余人，皆执香致敬。据云仙女到柴竹林焚洋楼也。”（翦书Ⅱ145页）　　　　　　　　　　　　　　　　　　　　　　　　　　　 

　　不难看出，人们对法述神咒的信仰信心，是义和团运动在当时得以进行下去的一个重要支柱，所以为维系这个支柱创造并使用“红灯照”这个工具，应当说有它合理和必然的一面，我们作为后人是无须苛责的。但是，如果象戚本禹那样硬要把“红灯照”“革命化”、“现代化”，以便为他们的特定目的服务，那就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反动的了。 

　　值得研究的是，在有关“红灯照”的资料中，尽管极少但也有提到“红灯照”参加实战的。比较著名的一条资料见于林鹤年《红灯照》的乐府序：　　　　　　　　　　　　　　 

　　“津商归闽，历言目击红灯女儿，一入兵阵，视死如归，唯恐落后。中外各报，亦历历称述。天生忠义，成此国殇。二十二行省得此番小儿女一振疲癃，不特寒众国之心，且壮中原之气。予故以女田横美之。中国自道咸以来，沿海防夷水陆各战，望风奔溃，久为外人所轻。一旦受困于小儿女，倾彼十国之师，不敢复言瓜分。”（转引自阿英编《庚子事变文学集》下册1150） 

　　此条资料被戚文和其他论著反复引用，似乎无人怀疑。“天生忠义”句后是作者自己的议论，说红灯女儿能倾“十国之师”，不敢复言瓜分”，是作者自己不切实际的妄断，自不待言。仅所谓“目击”云云，可疑之点就甚多。 

　　说“红灯照”在实战中视死如归的情形，为中外各报“历历称述”即不实。如果中国妇女真的在反侵略战场上参加冲锋搏斗，必然要引起中外舆论的关注。但当时中外各报不仅不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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