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留下的文献很类似，因为清朝官员也要负责制定对策并镇压秘密会社的。
现代西方学界对于中国秘密社会史的研究始于1960、70年代，那时，以法国学者谢诺为首的一些学者，连续出版了一系列诠释、研究秘密社会的重要著作（1965年，1970年，1971年，1972年）。这种诠释方式反映出1960年代西方学界中的激进倾向。他们把秘密社会描绘成“原始的革命者”而不像民国时期中国学者所说的民族主义起义者。直到1981年，谢诺一直是法国*党党员，他对阶级斗争要比民族主义更感兴趣。所以，他的秘密社会史著作也仅仅是民众运动如何影响贯穿中国历史的王朝统治这一广泛题材的一部分，是探讨19、20世纪民众运动与造反、革命运动间联系的一个特别题材罢了。谢诺认为，秘密会社构成了反对儒教的、王朝统治的中国的主要组织力量。在历代王朝统治时期，秘密会社领导过许多次推翻腐朽王朝的民众反抗运动。谢诺对“秘密会社”采取了一种宽泛的解释，他把白莲教教徒、天地会成员，以及其他大量各类民众组织的成员都解释为某种普遍现象的一个部分，即民众对压迫者的抗争，不论这种压迫来自国家还是来自有钱有势的士绅阶层。正像谢诺在他主编的《大众运动和秘密会社》一书英译本的序言中所说的：
“中国的秘密会社是‘反社会’的关键组成部分……在中国的历史上，他们比土匪、游民、不得意的知识分子组织得更好，更有凝聚力，他们构成了一种重要的反抗力量”（谢诺，1972，2）。
同谢诺对历代秘密会社包罗万象的描述相比，他主编的论文集内自己的大部分论文却集中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段，其中不乏洞见。弗里德利·魏克曼(Frederic Wakeman)在地方志和外国档案中发现了有关秘密社会在当地活动的新材料（Wakeman，1972年）。埃拉·拉法夷(Ella Laffey)在方志和其他地方史料之外，又分析了1860年代活跃在广西的一位秘密社会领袖刘永福的自传，详细考察了特定区域的秘密社会活动（Laffey，1972年）。温斯顿·谢(Winston Hsieh)极具说服力地将威廉·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行政中心和市场中心的对比研究模式应用到1911年秘密社会领导的惠州起义中（Hsieh，1972年）。费林·戴维斯(Fei-ling Davis)提出了一个研究晚清秘密会社经济活动的绝佳纲要（Davis，1970年）。此外，谢诺等人的著作应该被视作是将社会史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应用于中国研究领域的早期探索之作，它和何炳棣、魏克曼以及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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