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起就是国际性的。第二，华人秘密会社在中国以外环境中的材料可以为我们提供某种比较研究的考察视角，这在孤立地研究中国内部时是很难得到的。本书大部分作者强调东南亚秘密会社为它的成员提供的“互助”要比在中国国内秘密会社所能提供的要多得多，而且在某些时候还发挥着合法组织的功能。本书有关中国的大部分文章——除了一些重要的例外——反映了“蔡秦学派”解释理论的影响。
王大为的《拜盟结社与秘密会社——一种传统的形成》（1996年）从研究1787-88年台湾林爽文起义开始，扩展到更为广泛地探讨这次起义前秘密社会活动的社会组织和文化根源，而且还考察了林爽文起义到19世纪初天地会的传播历史。尽管他的研究是以蔡少卿和秦宝琦的研究为基础的，但王大为并非完全照搬蔡秦学派的看法。例如，为了理清这一组织的演化过程，弄清结社的最初动机和多少世纪以来就广为认可的乡村生活实践之间的联系，他努力辨析了结社拜盟、立有会名的结社拜会和秘密会社这三类组织的关系。他提出天地会能够吸引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它从民间宗教里吸收了一些法术和巫觋的形式，并把它们应用到天地会的仪式中。他的研究扩大了对天地会仪式文化意义的了解。
1998年，在德国工作的荷兰学者，伯瑞特·德哈尔(Barend J.Ter Haar)出版了一本中国秘密会社历史方面极为重要的著作《中国天地会的仪式与神话传说——创造某种认同》。和穆黛安与王大为这些美国培养的历史学家不同，德哈尔是莱登这一欧洲最古老的汉学中心培养出的汉学家。该书使用了传统的汉学研究方法分析民间文化，他要做的就是重现天地会仪式与神话传说产生所处的文化世界。德哈尔也比较擅长此道，他曾师从伟大的荷兰学者、经典佛教和民间佛教专家许理和(Eric Zurcher)学习，而且专攻过白莲教的历史。德哈尔赞同蔡少卿、秦宝琦以及他们的西方翻译者坚持的社会——经济分析的论点，即大部分的天地会成员是由于人口压力和社会经济商品化的缘故而流落到主流社会的边缘。但是，在此之上，德哈尔详细地解释对于天地会成员，特别是对于那些执掌仪式的师傅来说，天地会的符号世界到底意味着什么。在研究方法上，德哈尔确实有所发明：他重新编排整理和发掘了各种语言、各个地方所有的天地会的原始资料（例如那些与仪式和神话传说有关的材料），而且把所有这些资料的汇编都看做是一种连贯的独特传统。德哈尔知道这样做忽视了天地会各个组织间的地域及历史差异，但他坚持这种方法可以使他克服个案研究中材料太少无法回答我们想要问的问题这一弊端，而这正是个案研究中令人头痛的问题。德哈尔的结论非常新颖有趣。作为一个通俗文化和民间宗教的专家，他认为天地会的仪式和神话传说并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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