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的研究的话，那就大为可惜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看，如果这一研究领域的力量在于专攻档案史料，那么专攻档案而不及其余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构成这一领域的弱点。马西沙和韩秉方研究中国民间宗教史的巨著仅仅征引了28部包括所有语言的二手研究成果。可能现在已经是这一领域从对某个主题(text)的诠释转向将个别的文化主题置于整个的文化场景(context)中研究的时候了。
第三，这个领域的大部分著作，尽管从精通档案细节这一方面来看非常娴熟自如，但总体上却表现出一种对档案材料可靠性不加批判的信任态度。换句话说，在解决某些出现在特定档案文件中的矛盾之时，这些作者是审慎和科学的；但他们似乎较少停下来思考，政府干预的目的在于镇压这些非法的、异端的活动这个事实给档案材料带来的固有的偏见。毫无疑问，他们不断使用的所谓“秘密”活动这个概念，以及他们想象出主流社会和地下社会之间的分野，都是来源于他们不加批判地接受了清政府的立场。
第四，这种出发点还表现在大部分学者对民间文化的兴趣甚少。我们也偶尔可以看到“民间文化”或“通俗文化”这类术语，但多数情况下，“文化”指的是主流的、儒教的文化，即大部分“秘密社会”成员不具备的那种文化。很少有像我们在西方意义上所说的“文化”：即把“文化”当作一个通过后天学习形成的社会行为、以及它们象征性指代符号的系统。这个系统规定了一个共同话语的基础，以便人们相互沟通乃至有效地相互批评。尽管这些作者为我们提供了如此多的叙述性细节，但像“秘密社会”成员所理解的那样描述他们的世界尚在起步阶段。
总而言之，西方学者都极为感激中国同事，他们投入大量的时间和不求回报的辛勤劳动，凝聚在比如像本文讨论的那些著作中，大大地扩大了可以直接利用的历史纪录。在我们进入秘密社会史下一阶段研究的时刻，对我来说，非常希望能同中国学者以及他们的学生进一步合作，共同进行研究。
（资料来源：《清史研究》，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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