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认为天地会仪式和神话传说起到了构建组织的作用并不是一种新观点，但是德哈尔分析研究的细致、精当之处，确实为前人所不逮。在他看来，入会仪式应当理解为一次从死亡到再生的仪式，它赋予非常普通的结盟活动某种强烈的特殊意义。“盟誓”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它赋予结社目的某种严肃性。天地会神话其他的作用在于使得这个组织的存在合理化，同时也更加紧密地将它的成员维系在一起。例如，德哈尔发现，在天地会的尊基神话中有一个“落难”情节（罗教神话也有一个这样的类似情节）：圣明之主的某些忠介之士遭奸臣陷害，流落江湖直至起身反抗。这一坚持忠义的情节，正好和流传极广并且贯穿天地会（和其他造反组织）作品和意识形态中的“天命”观念非常吻合。甚至连那些不太卷入暴力和反叛的组织的思想内容也大抵如此。诚如德哈尔所述：
“我们需要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个概念的不同见解。在传统文化中，‘*’只是在承担上天统治权柄的地上管辖罢了。帝国的官僚体系、道教的法师以及地方的诸多神圣，都是从上天那里得到他们的权柄，而且他们要表明此点，或证明自身合理性的方式都是惊人的相似。因此，法师和地方神圣的任务与皇帝和他的代表机构一样都是*性的，但是他们在‘天下’之内的活跃范围却有所不同（虽然也会有些重叠）。只要法师和神圣们不侵犯帝国绝对统治的权限，并且接受帝国对其活动的一定的管理（诸如授予封号等事），这种潜在的摩擦就不会导致官方的镇压。中国的宗教，或者至少部分宗教的基本特征是*性的，而且‘*’的范围也不限于仅仅规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德哈尔，1998年，365页）
换句话说，天地会“替天行道”的口号并不是一种明确地号召反叛的口号，却应当理解为他们宣布要拥有某种权力，这种权力是宗教与*互相重叠的场所，为中华帝国晚期中国社会上各种阶层广为利用。天地会作为边缘化的年轻人暂时性组织的基本性质，加上天地会在“恶魔救世主”范式中的文化根源，以及清王朝对天地会组织的不断镇压，终于使得形势激化，导致天地会组织与国家政权发生冲突。
对德哈尔研究的这点简介远不能说明其著作内容之丰。我希望我已经成功地向中国读者说明了他这项研究的价值。他的研究极富成效地跨越了民间文化、民间宗教以及*历史的界限。我肯定德哈尔很希望能够协作出版此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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